左懋第（１６０１年—１６４５年），山东莱阳人，字罗石，明朝崇祯四年进士。曾任陕西韩城知县、户部给事中、刑科左给事中等职。南明政权建立后，擢升为兵科都给事中、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等职，巡抚应天、徽州诸府。

他为人公正，直言敢谏，不避权贵。明末赋税纷繁，人民贫困，他屡请皇帝“垂念”和“弊救”。崇祯十二年（１９３９年），擢产部给事中后，疏陈四弊：“谓民困、兵弱、臣工委顿、国计虚耗”。又陈贵粟之策；请严禁将士剽掠，有司胺削；请散米钱，振辇下饥民，收养婴孩等。

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１年）又陈“安民息盗策”，请政府调查荒田和流亡户口，指出：

使农民获得“有生之乐，鼓其耕种之心”以安定社会。又陈述“练饷”的害民，“请于极荒州县，下诏速停。”

同年，他在督催漕运途中，见到“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盜者四，米白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和“尸积水涯，河为不流”的情景，多次向皇帝发出“圣明垂念”，“赚救安可不变”等呼吁。

当然这些呼吁，对政治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崇祯王朝来说，不会起什么作用了，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左懋第的一片“为民请命”的正直之心。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年）３月１９日，李自成军攻占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王朝被推翻。同年５月１５日，弘光帝于南京正式即位，南明福王政权建立。

南明政权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昏暗的政权，实权掌握在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之手。当时清军正集中力量攻剿农民军，对南明政权暂作放任态度。

这暂时的苟安，更使马、阮之辈，对内继续镇压，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派出崇祯时曾随陈新甲向清廷媾和的副使马绍愉和陈洪范，充任去北京求和的使臣。

阉党马、阮之辈，深恐马、陈二人地位太低，负不起这重任，为清廷所不允。正巧，当时左懋第因母亲陈氏死于北京，欲往北京扶柩还葬，请求朝廷恩准。

马、阮乘机起用左懋第为正使，以经理河北，联络关东诸军为名，携银十万两，帛数万匹，出使北京，向清廷屈膝投降。

左懋第是一个富有民族气节的人，他坚决反对屈膝求和，苟安江南。他向弘光帝提出，“经理”和“通和”是两回事，如果要他经理河北，那么就应给他一支人马，他将联合义军，首先收复山东，然后配合朝廷北伐之师，恢复明朝江山。如果要议和，那么马绍愉，陈弘范二人足够完成议和任务。

他为了拒绝此次议和之行，以马绍愉曾随陈新甲在崇祯时媾和失败，而马又曾为左懋第所弹劾为由，拒绝与马共事同行。

当时，在马、阮等人操纵下的弘光小朝廷，对他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坚持令其担负既定使命。懋第迫于君命，本着不“误国辱身”的精神来完成这次出使的责任，并作了以身殉国的思想准备。

临行时他愤慨地上了一道“辞阙效言疏”，忠告弘光帝要“时时以光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勿以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只有“扼河而守，始

能画江为安”。

顺治元年（１６４年）１０月初，左懋第带了随从百余人到达北京。清政府本来打算在击溃农民军之后，立即进军南京，一举消灭南明政权。因此，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左懋第初到北京时，下榻鸿胪寺，他多次向清政府提出祭告诸陵及改葬崇祯的要求，都被拒绝。１０月２８日，被遣出京。时副使陈弘范已秘密降清，并向清政府建议，赶江南

降南明将领刘泽清等人。同时要求清政府扣留左想第。因此，左懋第又被从沧州追回，掏禁于太医院中。

左懋第死如归，处之泰然。他在太医院读书不辍，并在院门题日：“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又画苏武象于室内。

次年（１６４５年）６月，闻南京失守，他痛不欲生。

清政府为了劝降左懋第，威逼利诱，无所不至。曾为左设“太平宴”，他挥之不食。又派隆将洪承畴、李建泰等前来劝降，他严辞斥责。

其从弟左懋泰为明朝吏部员外郎，曾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后投降清政府，清廷令其劝降，左懋第闭门不纳，在室内简声道：“第无降敌之兄也。”并叱出之。

清政府在劝降失败后，便使出其残暴手段，收买几个南来的随从，诬告左懋第私通山东义军，对他进行严刑逼供，用铁链锁在水牢中七日。后由清世祖（顺治）之叔多尔衮亲

加审讯，左懋第抗辞不屈，同年闰六月二十日，从容就义。

左懋第生前曾修家书一封，其中写道：

“……为不幸而有意外之加，则惟有一死以报君命，效宋之文天祥地下游，留正气于千古耳……。”

可见他对英勇就义已早有思想准备。

左懋第死后，在他被囚禁的太医院里，发现“绝命诗”一首：

峡圻巢封归路迥，

片云南下意如何。

寸丹冷魄消难尽，

荡作寒烟总不磨。

康熙四年修左公祠于莱阳城内。拜谒者甚众。

（整理：莱阳／唐风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