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怀念冯其庸先生

　　2014年1月2日，冯其庸先生在北京家中。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1989年，潘鲁生陪同冯其庸先生(左)参观山东曹县民间纸扎艺术展。在曹县民间艺术展上，冯其庸先生与纸扎艺人热情交流。文化学者冯其庸1月2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月5日(星期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冯其庸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是当代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红学家，他在历史、国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也颇有研究。他逝世后，众多文化艺术界人士发文悼念。在他们眼中，冯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博学多识、关爱后学的文化大家。

　　潘鲁生

　　丙申年岁末，我正在闽南地区进行民艺调研，惊悉冯其庸先生逝世的噩耗，先生的弟子叶兆信回信息说先生走得很安详。腊月廿七，专程赶到先生灵堂吊唁，寄托哀思，看望了夏师母，她深情地回忆冯先生当年对后生们的培养、器重、关爱和支持，先生关心我们学术的进步和事业的发展。往事如昨，先生的教诲言犹在耳，如今百世隔音尘，祭香深拜，难抵悲怀。

　　冯其庸先生是文化大家，他研究曹雪芹家世、《红楼梦》脂本、红楼梦思想等红学问题，取得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贯通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和艺术史，有杰出成就；他是诗人、画家、书法家，以诗书画语诉肺腑衷肠，成高迈境界。芸芸众生，冯其庸先生的智慧学养是种天赋，为学问而生，成就了卓越的学术事业；世事沧桑，冯先生一路几经贫困不辍其志，多少磨砺坚守其心，“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书写创造的不只是艺术与学术的篇章，更有命运人生的分量和意义。

　　吾生有幸，求学路上得仰高风，冯先生孜孜不倦治学，至真至诚待人，指导教诲皆如春风，特别是对一个行进跋涉的后学来说，学问大家的鼓励、指导和示范，是人生路上最宝贵的雨露恩泽。记得我1987年借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史》编辑部当资料员期间，冯其庸先生担任副院长，他很关心我从事的民艺研究，常问及我调研的手工艺领域，就民间紫砂工艺曾进行过很深入的交流，并在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给予关心和指导。印象最深的是，冯先生谈治学方法，讲勤奋读书与调查实践二者兼备、不可偏废，他说“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历史的积累，将几千年中前人的科学成果保存下来；第二个是靠实践调查，不去调查你不会发现新的问题”。正如他累次西行，数去新疆，上高原，进沙漠，不避寒暑，实地考察，取得了汉唐文化宝贵的原始资料和学术成果。冯先生强调“勤奋是最为质朴又颠扑不破的读书之道”，也强调“仅仅读书还不行，最好能与调查、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求之于书，证之于实，在实践中检验知识、完善知识”。文史如此，民艺亦然，先生当年的教诲铭记在心，启示和鼓舞我们在民艺研究中不固守书斋，不盲从理论，踏踏实实走进田野，走进乡土生活，在真实的生活流里感知和理解民艺的生成创造和演变发展的规律，在老百姓过日子的悲欢寄托里把握和阐释我国民艺现实而朴素、平凡而广泛的美的理想、美的观念。冯其庸先生治学讲勤奋，他感慨没有经历过失学痛苦的人，很难体会到读书机会的珍贵，他常讲玄奘万难不辞求取真经的精神，“一辈子下真工夫、苦工夫”追求真知，正如他感慨“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先生的榜样示范启示我们学术求索，守志养心，其间纵有艰辛，但有更多更深的喜悦和收获。

　　往事如烟似梦，如今回首历历在目。冯其庸先生以学养德行感染带动大家，其中既有一批批年轻的学生学者，也有扎根基层的文化工作者和民间老艺人。还记得我在1989年做民间纸扎工艺调研，当时冯先生在商丘主持召开中国汉画学会研讨会，特别邀请冯先生顺访了我家乡山东曹县，虽是短时停留，但对家乡的文化建设意义深远。曹县素有商代第一都之称，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冯先生对商代文化非常感兴趣，他走访了文物管理所，与文管人员进行了交流，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的措施，共同探讨商代文化的研究路径，给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我家乡是戏曲之乡，冯先生询问地方戏曲的发展状况，与当地文化局交谈寻找戏文的发展脉络。在曹县短暂停留期间，冯先生与最基层书画界人员交流，并将书法作品赠予当地的文艺工作者。曹县一行后，冯先生又专程赶到济南，出席了工艺美院举办的“曹县戏曲纸扎艺术展”等学术活动。他不顾一路辛苦，为展览写了序言，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式并致词。他在序言中写道:“纸扎艺术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最早可见于《老子》。鲁西南以戏曲为主的纸扎艺术不仅具有浓厚的地方艺术特色，且可见戏曲传统及民俗。这是一种可贵的文化遗存。今年得以有关部门重视并予展览，希望能引起更广泛的重视，使这种艺术如同汉画等一样得以保存则幸甚。”在致词中指出“这次展览的意义是让民间艺人走进了高等学府，让大学生看到了他们的民间工艺作品”，对工艺美院传承民间艺术的办学理念给予高度评价，也对我坚守的民艺研究事业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学术活动期间，冯先生两次到制作现场看望四位民间老艺人，特别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对他们所扎制的地方戏曲的曲目进行了现场了解，对当地戏曲文化研究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希望我们保护传承好民间传统工艺，其间还与陆懋曾先生、于希宁先生、孙长林先生等进行了学术交流。这是一次难忘的山东之行，冯先生调研的时间虽短，但留给山东的文化思考是长远的。

　　感怀教诲，心中有悲痛更有感动。冯先生一直关心我们年轻人的学术成长，鼓励我一定要坚守民间美术研究这条道路。我借调研究院期间，他曾多次举荐我留北京在专业艺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记得1992年我离开中国艺术研究院赴南艺读书时，冯先生在他家对我一席长谈，讲了许多做人做学问的道理，讲了从事民族民间文艺研究的重要性，讲了治学的责任与担当。1996年我回山东工艺美院之后，虽联系少了一些，但冯先生一直很关心我从事的民艺研究，并在大学艺术教育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指导。因为冯先生是穷苦家庭出身，他对我们这些地方借调的工作人员有着特殊的感情，给予了特殊的帮助和支持，当时的提携或许是一生难得的机遇，与先生短暂的交住确成了事业的又一起点。

　　人事苍茫，岁月愈长，经历的离别告辞愈多，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困惑。时不可逆，没能在先生疏朗康健时多见上几面聆听教诲，已是永远的遗憾。丙申丁酉交替，辞别旧岁之际，先生长行，心里更添寂寥。此时，在北方的冬夜里，重读先生之作，怀想音容，泪中含笑。正如先生在嘉峪关剪影的七律中所咏:“天下雄关大漠东，西行万里尽沙龙。祁连山色连天白，居塞烽墩匝地红。满目山河增感慨，一身风雪识穷通。登楼老去无限意，一笑扬鞭夕照中。”

　　冯其庸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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