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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把蒋介石译为常凯申的学术笑话,海外汉学家就一定严谨吗?

网络整理 2019-05-04 最新信息

蒋介石(Chiang Kai-Shek )先生的大名,被无厘头地翻译成“常凯申”,这是中国文史学界经典笑话。

国内有把蒋介石译为常凯申的学术笑话,海外汉学家就一定严谨吗?

1960年9月,在记者面前,微笑吐舌头的蒋介石

这个闹剧的制造者,是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王奇女士。在2008年前后,她写了一部专著,堂堂皇皇名为《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如既往地高大上。但就是这部宏篇,不仅校长的译名被玩出了新花样,其错误实际花团锦簇。

比如,近代史名家徐中约成了苏春月,现代英国文学老牌学者夏济安成了赫萨,法制史首席瞿同祖成了楮东苏;而名刊《太平洋历史评论》 被弄成了《太平洋历史回顾》、福克司(Walter Fuchs)《满文标注地图考》被瞎扯成福彻斯《满洲里地图集》等等,太多文史常识错谬触目可见。有学者人说,看到针对此书的指摘文章,只感叹清华史学百年的光荣传统,真的是有点日迫西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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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女士,1963年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所以,“常凯申事件”,实是当代大陆学者不争气,搞的滑稽事之一端而已。实际上,这些年,诸如此类显而立见的学术荒诞秀,屡见不鲜。比如有把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译为“费尔班德”的,有将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翻成“斯宾塞”的,连堂堂先哲孟子(Mencius)先生,都被弄了一个充满古希腊气息名字——“门修斯”,粉墨登场于白纸黑字的“核心期刊”。

这些,都是中国学术界一大帮学者,衣着光鲜,头衔吓人,却不学无术一皮再皮的著名案例。


这些笑话,细想起来,其实根本不好笑,反倒显出了我们民族一点深层的可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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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在国际“失语”,差不多是近十年来大陆学者们的共感焦虑

它们多少印证了,当下国内文史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1949以后出生的两三代中国学者,大体都生在青黄不接又文化断层的时期,传统学问根基不稳,西学又浅尝辄止,整体功底和成就,在国际上都是拿不出手的。像复旦葛兆光先生这般,还有点“资格”勉强可以和人家“对话”、也被接纳的,环顾宇内,看有几人?

如今,普遍认为,研究中国学问,最好的学者群,并不在大陆,而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甚至在韩国,在港台。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闲话:在日本,那里的汉学家们,他们只订阅大陆《文物》、《考古》等刊载有“第一手材料”的期刊,从来不看中国大陆当代学者们写的书籍和论文,因为他们以为教授们写的是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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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年一辈较受尊重之学者

大概也因此,在中国现今的学术界,还有个很奇异的现况,就是研习中国文史学问,几乎每个细分下的领域,最高端的,都是海外汉学家在坐镇做庄。太多黄头发蓝眼珠的洋人,竟赫然成了中国学术界ISO9001质量认证的宗主,真咄咄怪事!比如,饶宗颐先生,我们的学林泰斗,何等人物,何等自负之人,看他回忆文章,竟然也以著作被日本某汉学家称赞了几句,就喜不自禁,以为无上荣耀。细想,这到底是他个人的光荣呢,还是中国学术界的耻辱?

学院中人,也应该会体会我所讲这些,并非夸大其词:试看我们各种的“国际学者研讨会”,各类学术资质认定,哪一回中国学者不是跟龟孙子一般,屁颠屁颠,惟海外汉学家言听计从的?


在我看来,我们学问不行,固然得承认,进而希冀迎头赶上,但是过度自卑与迎合外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极端的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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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山余先生当是现今国际汉学界的首席大佬

本来,膺膺服善、卑己自牧,永远向更强者取经,确是学术求进的一个法宝,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如果这种推重,一旦过了度,陵越了自尊的界限,唯洋人是尚,肯定又是过犹不及的。现今,我们的学术界,自1980年代以来,不仅推尊,连神化汉学家的倾向,其实都早已若隐若现了,这当然是不正常的。

海外汉学界,因为他们那里的大学制度、学术环境、学者待遇、治学理念等方面,有着一些优越性,整体水准上,他们的汉学研究,比我们大陆更有开创性、更具严谨度、也更具有公信力,这也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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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媲美诺贝尔奖的“唐奖”,其中汉学奖,几届都颁给了海外汉学家

但是,这种推尊,一旦失了分寸,自卑越线,日益神化,不假思索就认定“外来的和尚会更念经”,甚至以为只要是洋人所写文字,就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显然又是不足为法,也是不足为训的。比如,就是这些海外汉学界最权威的大佬级,也会和我们中国学者一样,经常会闹出一些“常凯申式”的学术笑话,让人啼笑皆非。

聊这些,用意当然不是否认我们还不够好的事实,只是想从侧面说点事实:海外汉学虽较严谨,但也绝非所有都是不易之论,不必神化。兹记忆所及,随手举例数则如下:


比如Stephen Owen即宇文所安:

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是现在国际最负盛名的唐诗研究专家,可就是这等的人物,写的书籍不可理喻的也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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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1946年生,现哈佛东亚系教授,为国际最知名汉学家之一

比如,他解读清人沈复名篇《浮生六记》,其中一句:“贪此生涯,卵为蚯蚓所哈,肿不能便。捉鸭开口哈之,婢妪偶释手,鸭颠其颈作吞噬状。惊而大哭,传为语柄”。这话涉及到吴语,大概意思是过去苏州小男孩穿开裆裤,蹲看草中虫斗与癞蛤蟆吃虫,生殖器离地面很近,会发生肿大。这是一句很天真无邪的童趣回忆,却特么被宇文所安“老司机”解读为人家小男孩在“自慰”:“当他在花园里自渎的时候,阳物为蚯蚓所哈……是鸭子想要吞食他的‘卵’”。这不是比“常凯申”还瞎扯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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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享誉海内外的部分著作

再比如,他的代表作《初唐诗》一书,解说沈佺期《入鬼门关》,此诗全篇为:“昔传瘴江路,今至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虽是古文辞,语义还是很明显的,稍具中国古典语文常识的,在理解上当都不至于出现大偏差,即沈诗人是在沉痛地说这地方人寿都短,不及老就死掉了。但宇文所安大师对“土地无人老”怎么解释的呢,“不无黑色幽默地巧用了把风景区看成仙境的惯例。在仙境里,隐士由于避免了官场生活的纷争而‘不老’。在南方也是‘无人老’,但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哎呦,“鬼门关”竟然被理解成为“仙境”,我当初看到差点挖掉自己的眼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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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与其妻子田晓菲女士——著名北大才女,71年生人,现同为哈佛东亚系名教授

如有机会,我特别想请教下宇文大师,难道你在写这些狗屁不通的东西时,您那博学多才的老婆田晓菲教授都懒得查阅一遍了么?


再比如Jonathan D. Spence即史景迁:

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史名教授史景迁大佬,在国内公众中也名闻遐迩,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可说是当今西方汉学圈史学方面的顶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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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1936年生,退休前为耶鲁大学教授

他写了大量中国史相关的著作,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也陆续被引译至中国来,风行神州。可就是这么个高大上的汉学大咖,在他的著作中,很多愚不可及的错谬还是赫赫在目。比如,他的名书《康熙与曹寅》,详细考论曹寅的生平,可是他的考据,竟然大多不是拿确凿的史料完成的。

那靠什么呢,居然是取《红楼梦》这些“小说家者言”作推论。史大佬,这可是违背史学家基础守则的呀。某日闲来看去,刹那间,还真有点怀疑他老人家,当年是不是也是背着650万美元,被耶鲁大学东亚系录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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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部分中译本作品

例如,书中有一段讲述曹寅老爷的职业,他想作具体的证明,可似乎学力有限,又找不到足够信实的史料,然后就脑洞大开,“大胆假设”起来了:因为王熙凤大美女当初说过,她爷爷曾管过进贡的事儿,所以曹寅也应该做过海关官员

天呀,王熙凤这么一位曹老师闲来胡诌的虚构人物,她的话都成了“史料”,这么辣眼睛,你照顾过曹雪芹老铁的感受了么!


再比如前些年,一个海外汉学界更怪异的笑话:

2008年,德国顶呱呱的马普研究院 (MaxPlanckInstitute),出院刊《马普研究院期刊》第3期时,很爱心地搞了一期中国专题。

就在这一期,似乎为了更“专业”地附庸风雅,院方把有着五行中文字的一首“古诗”,印成封面,雄赳赳地出刊。结果汉学界大哗然。何以故,因为马普研究院所采的这几行中文字,特么是来自色情场所的传单。

很快,这成了国际汉学界的笑话。事件曝光后,该期刊的编辑委员们尴尬不已,坦白承认,他们请了最好的汉学家把关过,但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大懂汉字,是以弄了这个笑话。最后,研究院公开发文道歉,称“对于中文字蕴含的相关深层意义,非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士实难马上意会”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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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马普研究院期刊》封面

该刊此期封面上的五行中文字句,原文其实是这样的:“重金礼聘长驻日场,KK加美主任亲率青春玉女,仪态万千北方佳丽,身材惹火住家少妇,风骚迷人即日登场。”呵呵,我们的“常凯申”终于扳回一局。


以上所说,这些学术笑话,都是不可一世的海外汉学家们,也会出现的一些不可原谅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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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何以落后于外,是陈寅恪、傅斯年时代就盘旋的追问

诸如此类的荒谬,他们也不是就这么几则而已。有心的阅读者,实际会发现其实不胜枚举。比如,日本汉学界够牛气了吧,他们的顶级学者,也还是会把唐代景教文献中的“移鼠”二字,望文生义理解成“移动的老鼠”,而“移鼠”根本不难懂,不过就是唐代文献中“耶稣”的音译。诸如此类的笑话,你想听,我都会写不完。

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些纰漏,终归只是一些零星失误,吹毛求疵也不必,也不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学术贡献与地位。只是,我心存私心,想论证的无非一点,即对于海外汉学,我们是该继续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可也不必推他们上“神主牌”,一味地磕头捣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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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钟书、陈寅恪之大才,生前都念兹在兹欧美、日本汉学界压迫力量

任何学者,不分国界,无划领域,在笃学求进的同时,也当有审视“他者”之态度、之能力,好的固然要潜心去学,不经之谈也无妨无情抛弃。这是所有学者自命者,都该有的最基本的“自我修养”。

也就是说,我们学术上,可以学习强者,但不要失去自我的文化之“格”。学术之道,虽不言焉,也自有其尊严,不该“崇洋媚外”。如果真需要有崇与媚的地方,也应该是“崇优媚好”。不分人种、不分国度、不分地位,只就事实与成果说话,只要人家作得好,就虚其心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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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是文化中心之国

大道理是明显的:自大,可能是自毁;但自卑,也是在关门自戕。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应该还剩有这份清醒,和分寸感。

晚,几句闲谈

本文作者:刘愚愚(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68680786287158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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