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幼年时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好与人谈论军事。遇到退伍士卒，每每请教边疆军事情况，并有志于边疆事务。他还喜欢远游，上京应试时，常顺便游历，足迹几遍天下。途中，他常与友人彻夜长谈，内容亦多涉及军事。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式三甲第四十名进士。此后，历任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因一句：“只要给我兵马粮草，我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而被授职兵备佥事，守卫山海关及辽东。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袁崇焕因功升至辽东巡抚，负责辽东及山海关等地，并开始经营关宁锦防线。后来先后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大力构筑“关宁锦防线”，多次和后金部队在该防线交战，又对崇祯皇帝有“五年平辽”的承诺，得言听计从，支给钱粮。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联合喀喇沁，绕境蒙古朵颜部地盘破长城喜峰口而入攻到北京广渠门城下。袁崇焕率领关宁兵九千人和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带领的后金左翼大军、护军及蒙古兵大战于广渠门，双方互有死伤，后金军伤亡数百后退去。

解京师之围后，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毛文龙 )"、"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传闻袁崇焕与清军定有密约，并纵放捉获的宦官听闻后遣返回明廷去。其宦官告诉崇祯，于是崇祯下诏逮捕袁崇焕入锦衣狱。

崇祯三年（1630年），经过半年多的审判，袁崇焕仍被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遭判凌迟，死于北京甘石桥，并流放其妻妾、子女及兄弟等人两千里，其余不予究问。清朝记录称明崇祯皇帝中反间计（见《明史》本传，《明季北略》《石匮书后集》等言之详），被明廷判以凌迟（下狱在崇祯二年十二月，皇帝十八岁。杀害在次年八月，断罪历时九个月，其间崇祯两次亲自提审袁崇焕，问以借上意杀毛文龙及己巳不力事，皆不能对答）。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袁崇焕刑前遗言。”他临终前给后世子孙留下了遗训：一不许再回广东老家，要世世代代为其守墓，二不许做官，三不许不读书。

崇焕伏刑之惨情，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北京百姓都认为袁通敌，恨之入骨，纷纷生吞其肉。平民程本直为袁向崇祯帝上书争论，两年后于西巿斩首。皇室特务锦衣卫又指一木匠为袁的奸细，后者不久被残酷杀害。

袁崇焕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关于其事迹、评论几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明末时期历史记载十分混乱，即使是与其耳目相关的人，其恩怨纠葛也尤其复杂。其中，主要争议的集中点是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否背叛明朝政府等。

袁崇焕在辽东时的同事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表示，袁崇焕虽然死于国法，但是其在宁远之战等战绩功劳不应埋没。作为敌对政权的清朝政府，对袁崇焕赞赏有加。张廷玉等在官方史书《明史》中主张袁崇焕妄杀毛文龙，而崇祯帝误杀袁崇焕。此指使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乾隆皇帝亦表示，袁崇焕虽然与清朝为难，但是忠于职守，只是因为明朝皇帝昏庸，以至于被斩杀，值得怜悯。则对于明末时期大将徐石麒则认为袁崇焕表面主战而实际主和，并以杀毛文龙示信后金。

而在文人学术中，相关的争议则更为突出。明末清初文人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主张袁崇焕以尚方宝剑诛杀毛文龙，如同宋朝时期秦桧用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但是认为崇祯皇帝杀死袁崇焕为冤。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为泄私愤。也有说有证据毛文龙当时要降女真，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情“一无错处”。按袁崇焕上疏，毛文龙死前六个月早已无生（除非完全接受袁崇焕控制，而非名义服从），并不是因为毛文龙叛国。毛文龙被杀后有徐尔一等人上疏为其鸣冤。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己巳之变”，清军兵临北京城下，明廷大臣们多归因于毛文龙死后女真无后顾之忧所致。

袁崇焕处死当晚，一佘姓义士冒死将朝廷打算“传视九边”的袁首级偷葬于家中，被称为“冒死葬忠魂”，自此，佘家后人秘密守护，直到乾隆年间，守墓才转为公开。从1630年至今，佘家的后代为袁守墓近四百年。

1966年，袁崇焕的墓被挖开，但是在墓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头颅。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也进行了勘察，并未发现任何的痕迹。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十分失望，甚至开始疑心起了历史记载。

历史中记载的是，袁崇焕“肉骨俱净，唯有一首传视九边”。传视九边大概就是是一种惩戒措施，这样的情况之下，佘姓仆人想要将其头颅偷出来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说法可能就是这仆人自己编出来的。但是根据守在墓边几百年的佘姓人来说，这人的确是个忠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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