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先轸，应该是春秋史上首位被世人公认的名将。城濮之战前，先轸被越级提拔成为中军主将，全程指挥了晋、楚第一次争霸战争。在先轸运筹帷幄之下，晋军克服重重困难、成功与秦、齐二国结盟，于城濮之战一举战胜楚国大军，让回国仅仅五年的晋文公称霸了东周。城濮之战后，先轸又指挥了崤之战，全歼了秦国大军；在箕之战中，先轸也率军战胜了白狄，可为了弥补对晋襄公无礼的过失，此战先轸主动冲入敌营送死，遗憾地结束了他辉煌而壮烈的一生……。

很多人将先轸誉为战神，可在盛名之下，人们对于先轸也存在着一些误解。

其中一个误解，就是先轸曾跟随晋文公流亡东周。在《史记·晋世家》中，太史公就说：“晋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伍子。……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可在有关先秦史的正规史书中，这几乎是先轸跟随晋文公出逃的唯一记载。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提及晋文公逃到狄国时，说：“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可见，《左传》并没有说先轸跟随公子重耳一起逃亡。《国语·晋语四》中，也说跟随晋文公一起逃亡的有“卿材三人”，分别是狐偃、赵衰、贾佗。这三人中，贾佗究竟是谁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肯定不是先轸。如果先轸曾跟随晋文公一起逃亡，却在两本有关春秋最为重要的史书中被完全忽略，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现象看，先轸极可能并没有跟随晋文公一起逃亡。

在著名的《竹书纪年》中，也存在这么一条记载：“（晋惠公十四年），秦穆公帅师送公子重耳，涉河曲。……狐毛与先轸御秦，至于庐柳（今山西临猗西北），乃谓秦穆公使公子絷来与师言，退舍，次于郇（今山西临猗西南），盟于军。”

在秦人护送晋文公的大军进入晋国时，狐毛与先轸二人曾率晋军前往抵抗，最终投靠了晋文公。这一记载与《左传》和《国语》之说相互印证，说明先轸根本没有跟随晋文公一起流亡！

先轸是城濮之战的最大功臣，为充分体现晋文公的好贤得士，后人才将他放入了晋文公的追随者行列。但实际上，晋文公将不是亲信的先轸越级提拔成中军主将，才更体现出他用人的独到之处：在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中，为了稳固自身地位，谁不是重用自己亲信？能像晋文公一样唯才是用的成功人士到底有多少？

晋文公用人不唯亲，大量启用以先轸为代表的众多留守大臣，让他得以团结政见不一晋人，快速地稳定了晋国政局。非亲信的先轸能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本来就是晋文公的成功。

后人将先轸加入晋文公亲信行列，某种程度上是“光环效应”导致。

所谓“光环效应”，就是好的时候一俊遮百丑，差的时候一无是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独立地衡量人或事物的不同特性非常困难，很容易就将同一人或事物的不同方面混为一谈。所以，如果某人或某事的某一方面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难免会影响到大众对此人、此事其它方面的看法。

因为身上光环太耀眼，后人宁愿相信先轸也是跟随晋文公流亡的功臣——这也算有情可原了。

不但晋文公身上存在“光环效应”，先轸本人也有着“光环效应”。

城濮之战中，先轸指挥明显更弱的晋军击败了强楚，堪称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迹。如果不是他在箕之战中主动送死，先轸就是一位无敌于天下的战神。他亲自指挥的战争，从来就只有胜利，没有失败！

然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从已知的史实看，似乎确实如此。

可正因先轸仅关注战争本身胜负，却鲜少虑及战争衍生后果，他一生中确实曾经历过一次败战——只不过，先轸本人并没能看到这场战事的最终效果。

这场战争，就是崤之战。

公元前627年4月，在先轸竭力主张之下，晋人在崤山下设伏全歼了偷袭郑国不成撤退的秦国军队，史称崤之战。

此次出兵，秦人是去偷袭郑国而不是晋国，可先轸为什么一定要伏击秦军呢？

这并不是因为郑国是晋国的盟友：当年晋文公流亡经过郑国时，郑人曾无礼于他，所以晋文公生前也曾讨伐过郑国。只不过，因为晋、秦联军被郑人离间、秦穆公先行撤军，才导致那次伐郑不了了之。为逃过霸主的惩罚，事后郑人主动向晋国求和，晋文公才放过了郑国。由这件事也可看出，晋人对郑国向来就没什么好感。秦穆公派军队前往偷袭郑国，对晋人来说，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乐得在一旁看热闹。

可在得知秦军东出崤山之后，先轸却怒不可遏，说：“秦人不哀悼我国丧却去讨伐我同姓之国，秦人太无礼了！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将会带来数代祸患。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也是为了死去的国君！”当场就决定要去伏击秦军。

先轸以秦伐晋同姓国作为伏击秦军的理由，其实相当勉强。要说讨伐同姓国，晋献公所灭的虞、西虢二国都是姬姓国——晋人可以灭同姓国，难道秦人灭晋同姓国就成罪过了？

其实，先轸之所以对秦军如此痛恨，根源却是在十八年前的一场败战：韩原之战。因为晋惠公背信弃义，秦穆公愤而率军伐晋，结果在韩原大败晋军，俘获了晋惠公。

韩原之战后，为赎回晋惠公，晋国交出了包括崤函通道等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两年后，为安抚愤愤不平的晋人，秦穆公又把这些土地交还给了晋人，但归还时必定附加了秦国可自由出入崤函通道的政治条件。

因为韩原之战的战果，这次东出崤山时，秦人事前就没向晋国借道。

先轸不是晋文公亲信，留守在国内的他必定亲身经历了韩原之战。因为韩原之战的后果，先轸不敢以秦人未借道而通过崤山作为秦军罪状。可事实上，他真正在乎的恰恰是秦军可以随意出入晋国土地而无需给晋人打招呼。韩原之战的后遗症如果无法解除，后世必将是晋国大患！一方面是韩原之战的国耻刻骨铭心，另一方面是为消除后患，先轸才不加思索地决定要伏击秦军。

从这一角度来说，先轸的目的完全达到：崤之战大胜之后，在整个春秋期间，秦国都没能再踏出崤山，向中原迈出一步。所以说，崤之战确实是一场大胜战。

可另一方面，崤之战的后续效应却完全出乎先轸意料之外。

城濮之战中晋国能一举称霸成功，并非因为晋国整体国力强过楚国。城濮之战时，晋军一共不过七百乘兵车，在秦、齐、宋三国军队加盟后，才能与主力并未全部出征的楚军相抗衡。从国家硬实力角度而言，晋国远逊于楚国。因此，即便是城濮之战胜了，但晋国霸主地位并不稳固。

此时先轸发起崤之战，无疑是让晋国失去一大强援，多了一位强大的敌人。此外，晋国西、北、东部还有白狄、赤狄、山戎等等多股势力，也时常威胁到晋国安全。与秦国反目成仇后，晋国瞬间就陷入了多面对敌的尴尬境地：公元前625年，孟明视伐晋，发起了彭衙之战；公元前624年，秦国再度入侵晋国，发起了王官之战；之后，秦穆公又完全倒向楚国，与楚人联合起来对抗晋国……。

在秦国的强力反击下，晋人已无法专心于东周霸业，开始显露出疲态。

晋襄公死后，权臣赵盾就更难以掌控局势，不但内乱频频，连诸侯也逐渐对晋国离心离德。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中，孤军奋战的晋军大败于楚，从此失去了霸业……。

追根溯源，崤之战就是晋国霸业衰微的起点。以此而言，崤之战是不是一场虽胜犹败的战役？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秦、晋两个比邻而居的大国长远必然是竞争对手。对于这一点，先轸并没有出错。可他错在选择了错误的时机与秦国决裂，诱发了崤之战后近三十年内晋国的内外交困局面。因为如此，才会说崤之战是一场虽胜犹败的战役！

先轸发起崤之战时，晋国霸业并非十分稳固，周边戎狄异族众多，楚国实力正如日中天。在国内，新君刚刚继位，内政走向也不是太清晰。在自身明显羽翼未丰的时代，先结好秦国以为强援才是正确的抉择。发起崤之战，无异于捅下一个马蜂窝。

不过，话虽如此，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的分析罢了。在面对秦人经过崤山天险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时，又有几人能经受得住诱惑，会坚拒吃下这块诱人的蛋糕呢？

或许就因如此，有着“光环效应”的先轸是位战术大师，却未必是位战略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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