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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成功的两大根本原因!权利与落地不能少(张居正变法一条鞭法)

网络整理 2022-04-27 最新信息

不论每个王朝建国初期设计的制度再完善,经过上百年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面临要走下坡路。或是冗官冗员严重,贪污腐败滋生,或是权贵们形成了新的偷税漏税的办法,把负担全部转移给了老百姓。这是王朝更替逃不开的循环套,但是总会有能人志士,试图挽救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主张通过变法富国强兵,使国家重新振奋起来。

作为经常放在一起比较的宋朝和明朝,在中晚期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变法改革举措,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仔细观察二者的改革内容,会发现大致相同。经济上改革税收政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军事上提高军队战斗力,补充战备,严肃军纪。然而二者的改革结果却相去甚远,尤其是经济层面,王安石变法不仅遭到反对派的反对,连普通老百姓都怨声载道,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张居正的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

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成功的两大根本原因!权利与落地不能少

富国强兵的设计师

那么王安石究竟比张居正败在哪里?一、吏治需整顿:政策制定的再好,执行的人不行,结果就可能与初衷相反。

1、王安石变法被一群贪官污吏带跑偏

变法是涉及到全国上下,各个阶层,方方面面的大行动,各种不适应的乱象在所难免,这时候就需要地方官吏在不违背变法宗旨的情况下,因地制宜,适当变通,安抚疏导。用人问题就是变法能否贯彻落实的关键,如果一些官吏以变法之名,行四处钻营之实,势必会将变法搞偏走歪,把惠民变成了扰民。

从王安石的整个变法体系中,没有找到一丝一毫有关吏治整顿的部分,在官官相护、徇私枉法氛围笼罩下的北宋官场,把变法交给这样一群人去执行,结果可想而知。在变法各个政策措施的落实中,几乎都充斥着执行者蛮干、乱干,甚至谋取私利的现象,使变法彻底变质了。

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成功的两大根本原因!权利与落地不能少

拿王安石最为得意的“青苗法”来说,他的初心是通过政府借款借粮给贫困老百姓,从而使老百姓有地种,有粮吃,既扩大了生产,又丰富了政府的腰包。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

其一,政府明确规定借贷利息为2分,许多地方却收取3分甚至更多;其二,借贷属于自愿行为,“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归还时可用粮米,也可折成现钱,自由度很高。但有些官吏在执行时,为了邀功,不问贫富,强行摊派。“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导致“民间喧然以为不便”。其三,还有一些官场“老油条”,善于钻新制度的空子,在正常借贷的过程中,额外增加一些审批、申请等环节,从中捞取好处费,中饱私囊。这样累加起来,农户需要支付的费用,比向私人借贷的利息还要高。“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其四,官吏催债也非常严酷,动辄非打即骂。如此做法,看不到一点惠民的影子,老百姓很难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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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役法政策出台时,规定不愿意服差役的民户,可以缴纳一部分钱来抵。本意是想让农户安心种地,不被差役所扰,雇用那些没有土地可种的闲散人员承担劳役工作。但是执行时,也是强制摊派,所有人必须出钱免役。挑担卖水、理发刮脸、烧水卖茶的街头谋生的小商贩,不交免役钱都不许摆摊营业。并且在增收免役钱的同时,额外加征20%甚至更多的“宽剩钱”,说是以备荒年,这都是普通民户支付不起的高额费用。

市易法是由政府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赊货给商户分销。这种做法可以平衡物价,调剂市场需求,限制大商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由于市易务官吏从客商处“贱卖”货物,再”贵卖“给商户,赚取的差价是归市易务官吏所有的,市易务为了多盈利就导致官吏们会强行要求商户必须从市易务赊货,市易务其实变成了官方的垄断机构。有时一些质量不好的货物也强行加派给商户,或是加价太狠,超出货物本值,商户拿到市场上卖不出去,又不上赊账而最后破产。到市易法被废除时,京师欠市易务钱的商户高达2万7千1百5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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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揭露,市易务对待欠钱的商户,专门招收一千余人,天天催债,对欠户“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摔缚,何所不至”。

2、“考成法”的提前推行,让张居正的改革政策可以准确落实

相比之下,张居正在没有开始改革之前,就先着手制定考成法,整顿吏治。考成法简单来说就是两点,一是监督考核,二是奖惩分明。

所谓监督考核,就是由上级领导或是监察部门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六部有六科给事中对应监察各部的各项工作,六科给事中又由内阁来监察他们的工作,这样层层监察。内阁掌握最高的监察权利。所谓奖惩分明,就是通过监察,工作落实得好就奖励,完成不了警告,一直完成不了的就降级处分,功过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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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官吏们感受到考核的压力,不敢不勤勉自律,整个国家机器一下子像拧紧发条一样,开始有效快速的运转。“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考成法落实以前,各地的税负总是收不齐,有的能完成60%~70%,有的甚至只能完成20%~30%,在考成法的监督下,要求必须至少完成90%,而且有监察在旁边盯着,官吏也不敢与地方权贵豪强勾结,把税负压在老百姓的头上。对于政绩突出的官吏,张居正也敢于破格提拔任用。考成法的实施使得大明官场得到一次洗涤,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

官吏整顿后,张居正再去推行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政策,才是真正的落到实处。张居正的改革使国家财政长期赤字的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库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可支十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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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要够大,不能让皇帝拖后腿

1、反复摇摆的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危害极大

宋神宗是一个有远大政治理想的君主,对于国家面临的诸多弊政有大胆改革的意愿。所以当听到王安石颇为新奇的改革之法,非得合其胃口,俩人可谓一拍即合。他大胆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并在变法初期鼎力支持。但由于神宗思想认识不足、意志也不够坚定,王安石推行变法期间,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反对声音,对神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经常做出一定的让步与妥协

有些反对派并不是反对富国强兵,只是针对王安石的改革策略就事论事的提出反对意见,或者是觉得王安石的办法过于激进,不够温和。比如青苗法,部分元老重臣、宰相如韩琦、富弼、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表示反对。在宋神宗看了韩琦反对青苗法的上疏后,甚至下令废止青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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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只能通过反对辩解、调查举证进行力争劝说。宋神宗经常会疑惑的询问王安石,“人言何至如此?”、“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均输事何以无人言?”。甚至想让王安石修改新法,“以合众论”。直到接到青苗法在地方接受度尚可的报告,才又重新推进。可见宋神宗既想要变法图强,又担心变法激化矛盾,造成动荡的矛盾心态。

还有一些反对派就是单纯的反对变法,制造各种言论,煽风点火的影响宋神宗。免疫法在开封府试行期间,发生了一起东明县民入京群诉事件,主要是因为地方官收取役钱不当,但却闹这么大,其中不乏反对派的推波助澜,期望通过他们破坏、阻止改革。此事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派们马上抓住机会,一方面联合起来上疏反对免役法,另一方面对地方官的工作失误出言维护。

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成功的两大根本原因!权利与落地不能少

神宗再次被动摇,对涉事官员并没有严肃处置,反而对免役法的细节一一过问,此举让王安石很失望,一度提出辞职。还有御史把此次事件与前不久的庆州兵变联系在一起,暗示神宗民心不稳,后果不堪设想。极大的刺激了神宗的敏感神经,他非常担心变法可能导致农民叛乱,故在后续的免役法推行过程中,神宗的态度变得谨小慎微。

就这样,整个变法过程,不断上演着政令下达,反对派反对,神宗动摇,王安石劝说,甚至以罢相相要挟,最后神宗被说服,各项变法才得以推行下去。直到熙宁七年,多地旱灾,反对派再次以此为契机极力声讨王安石,两宫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王安石最终罢相,变法也遭到了重挫。即使后来王安石再度拜相,但变法派内部分裂,加上神宗的不断动摇,后来王安石的儿子病故,对王安石也是极大的打击,再次辞相,变法也就慢慢被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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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居正俨然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张居正与皇帝的关系就简单很多,张居正执政时,万历皇帝尚年幼,朝政上的事还没有自己的主见,张居正作为帝师,幼时的万历对张居正诸多依赖,对张居正言听计从。所以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俨然就是国家真正的操盘人,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实践自己的改革措施。

当然,任何改革都免不了存在反对声音,万历皇帝在面对反对时,坚决支持张居正,对这些弹劾一概不理,或是予以严厉处罚。万历五年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理应该辞职回家守孝三年。这对于反对派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张居正一走,他的改革也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反对派们纷纷上疏要求张居正赶紧回家丁忧。张居正不想走,小皇帝也不希望张居正走,就下旨不准张居正回家,以免耽误国家大事。

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成功的两大根本原因!权利与落地不能少

万历皇帝与张居正

此举引来张居正遭到百官的声讨,说他忘亲贪位,说他不顾伦理纲常,甚至骂他禽兽不如,闹得满城风雨。即便如此,万历皇帝仍然态度坚决,下令把闹得最凶的几人处以廷杖,削籍为民,并下旨称还有谁敢非议此事的,一律杀无赦。这才喝退这些闹事的人。

张居正依靠万历皇帝的信任,大权在握,总揽大局,经常会推荐、提拔一些能臣出任要职,有了这份知遇之恩,张居正与他们的私交都很好,有一段时间京中六部尚书、都察院的都御史几乎都与张居正有私人关系,在这样的局面下,推行改革自然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结语

从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的对比中,可以看到改革制度的设计只是改革的第一步,落实不到位,再好的设计也只停留在图纸上。张居正由于在吏治上下了一番功夫,才使得改革的执行力提高,收到好的成效。反之,王安石变法本身的设计由于过于超前本就遭到诸多的质疑,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并没有用事实证明变法的正确性,无疑让反对派更加反对,而其个人由于没有得到皇帝的充分授权,皇帝的动摇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所以变法执行不到位、和权利地位的局限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较张居正改革差别最明显的地方。不过张居正改革的胜利也仅停留在张居正在时,因为他并没有对顽固腐朽的官僚集团进行换血,等到张居正死后,遭到疯狂的反扑,也就注定了人亡政息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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