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皇子皇孙的怜爱，朱元璋从一开始就给其十分优渥的经济待遇，“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洪武二十八年，《皇明祖训》正式确定了宗室每年的经济待遇：凡亲王、郡王、王子、王孙及公主、郡主等，每岁支拨：亲王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米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两千石；郡主及仪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

朱元璋对于子孙后代的慷慨，与其对文武百官的吝啬形成了鲜明对照：洪武二十五年明廷“更定百官禄”。堂堂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千石，只堪堪与镇国将军的待遇相垺，更只及亲王年俸的十分之一：“亲王岁禄本色万石，则过唐宋远矣”！

根据明朝政府的规定，宗藩一生之大事，诸如婚丧嫁娶、宫室造作等全部由政府负责，朝廷为藩王建造宅地，提供俸禄之外，甚至诸王府的官属俸禄也由政府支给。除了《皇明祖训》明确规定的岁禄，明代藩王还享有田地、湖泊、商税及支盐等其他经济优待，这些优待并无明文规定，藩王享有的方式和额度皆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到弘治年间（1488-1505年），“国家额田已去强半”、“中州地半入藩府”。无怪乎时人感叹，“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天潢之派无穷，国赋之入有限”。明初，宗藩人口数量并不多。洪武年间，亲王、郡王、将军共49位，另外加上宗女9位，共计58位。永乐年间，增封亲王、郡王、将军41位，宗女28位，通计前项，共127位，这对于当时的国家财政来说，还谈不上有多大影响。然而，朱元璋不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训，执意要泽及自己的每一个后人，使得享受国家福利的宗室根本没有“退出”机制。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导致宗室人口的恶性膨胀。根据后来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到崇祯十七年，在籍宗室人口超过33万人。实在令明朝财政难堪重负。早在弘治三年，户部就已惊呼“宗支蕃盛，禄米日增”！而嘉靖后期，全国每年岁输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全国应支宗禄竟达853万石；山西省每年存留米152万石，而宗禄应支米312万石；河南省每年存留米84万多石，宗禄应支米192万石，二省存留米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

明廷解决宗禄不足的主要办法就是加征加派。陕西白水县，“嘉靖加派一百八十两八钱七分，万历加派七百三十五两五钱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补疮”。白水是当时全国“贫困县”，尚且如此加派，以此可以想见全国其它各地人民由于宗室繁衍而额外增加的负担了。宗室日益沉重的压迫剥消，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终于酿成明末农民大起义。

明代农民战争发自陕西，流动作战于山陕、两河、山东、四川和湖广，这些地区都是宗室最集中的省份。农民起义的矛头，也首先对准了藩王宗室。农民军所到之处，烧藩府、杀宗室。李自成在洛阳镇压福王的时候，向民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明朝宗室“迨遭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这就是朱元璋在“祖宗家法”里苦心孤诣制定的宗室政策，为子孙后代创造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