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３０年，满清和英国，围绕一个英国妇女进入广东，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差点引起战争。

那年，一个叫做WilliianBaynes（中文名盼师）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带着妻子和葡萄牙的婢女，从澳门进入广州，不但招摇过市，而且还坐着严禁外国人乘坐的骄子。此事引起轰动。因为按照满清几十年前的规定，夷妇不能进入中国领土，在广州经商的外国人的女眷只能寄放到澳门。

两广总督李鸿宾多次下令有关方面对夷人严加管束，在三天之内将夷妇驱逐出境，否则派兵进入商馆强行驱逐。而英国商人也态度强硬，从停泊在黄浦外船上召集百余武装水手携带抢跑登陆进入广州的英国商馆。

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在此严峻形势下，广东官员只好改变态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愿意扩大事态，双方多次交涉，英国武装商人撤出商馆，５７天后，盼师夫人也离开广州去澳门。“夷妇入城”危机暂时得到解决。

盼师案后，英国国内报道并渲染满清禁止妇女进入中国的规定，指出此类规定是“不人道的”，“使人讨厌的”。英国商人要求突破这种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对华态度趋于强硬。

１８３２年，替代盼师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大班，原本对华持温和态度的马奇班克辞职回国，向英国政府提交措辞强硬的建议书，认为外国人越屈从，中国的禁制越扩大，他说：“只有英国的海军司令才是最好的驻华大使”。

确如马奇班克所说，满清对于夷妇的防范更加严格。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共同拟定并向朝廷奏报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重申八十年来满清禁止外国妇女进入的政策，而且更为严格。

该章程规定：“夷人私带番妇入馆，及在省乘坐肩舆，均应禁止也……嗣后应严谕各国大班夷商，不许携带夷妇至省居住。倘敢故违，即停其贸易，并即押令回澳。一面责成关口巡查弁兵，如遇夷人携带妇婢赴省，即行拦阻截回”。朝廷批准了这一章程，满清对于外国妇女进入中国的禁令更加严格而不通融。

１８３４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抵华，将妻女安顿到澳门后进入广州的英国商馆。两广总督卢坤还不放心，命各炮台严密防范兵船进口及“番妇等人来省”，可谓如临大敌。

１８３５年，经道光皇帝批准，卢坤又推出《防务新规八条》，对外国妇女入省的查禁更为严厉，“容留隐匿”“番妇”“至省”者，“照私通外国例治罪”，官兵未能查出者，也“从重究处”。

１８３８年７月１３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少将率三艘军舰来华，据打探，他携带“女眷婢女三口”。清方两次盘查马他仑的女眷是否在船上。此举引起英方大怒，自恃武力，英国舰队进入虎门，要求满清对此“侮辱”作出说明。这是又一次围绕外国人女眷问题引发的差点引起武装冲突的纠纷。

满清政策引起英国强烈不满，认为做法极其野蛮，强烈要求政府与满清签订条约，允许英商及其眷属在广州居住；英国政府也决定将允许英商女眷随夫在中国广州等城自由居住。在不久后爆发的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满足了英国人的这一强硬要求。

《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口岸。”其后，其他国家也签订了同样的条约。禁止外国商人携带女眷的规定，终于在大炮轰击下废除了。

是否允许进入中国的外国商人携带女眷，成为中英外交史上的一大焦点，是引发鸦片战争的诸多因素中的重要一种。清政府的顽固和英国人的固执，今天看来确实有些费解。这是一件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却是体现双方核心价值观的焦点所在。

对于英人来说，隔绝夫妻，禁止夫妇同居的做法是极为反人道，反人权的，是英国社会和英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而对于清人来说，男尊女卑，严男女之大防是中国几千年的天朝体制，绝对不可轻言改变。

清人也知道，“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连国王也是女人，牝鸡司晨，行同禽兽；英国人“婚丧嫁听女自择，女主赀财，夫无妻媵（即妾），在国王之下莫不重女而轻男”。

这种种不同，使得防范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外女人进入中国，以保卫天朝纲常秩序和道德纯洁，成为满清政府誓死保卫的核心价值观。

不过吊诡的是，二十年多年后，满清落入一个强悍的女主之手，统治近半个世纪，是真正的乾坤颠倒，牝鸡司晨。这当然与“夷妇入城”无关。正应了那句古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