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清史参考》2013年第11期

作者 | 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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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于清王朝的最大功绩，是血腥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造反。书生杀人，本身是个悖论。但在曾国藩身上，书生与刽子手的双重身份似乎得到了协调和统一。而本质上却是，曾氏在其残酷的杀戮背后，从心理上逐步产生了愈发强烈的望死情节。

曾氏是恪守传统道德的“正人君子”，死后官谥“文正”。这一谥号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其政治之“正确”，二是其律己之“严正”。因为“政治正确”，所以他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气势甚壮；因为“律己严正”，所以他屠戮太平天国和其他造反者毫不手软，勇于杀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曾给曾国藩一“刽子手”的断语。这一断语是有其事实依据的，范老所列举的大量证据，有很多直接来自曾国藩本人的奏折。范老指出，曾国藩“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像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仇泄忿……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城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剜目凌迟’；武昌城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崇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湘军攻入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后，即在城内大肆烧杀抢掠。40岁以下的妇女都被抢光，老人、幼孩则惨遭屠戮。曾国藩向清廷报告说：“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出自曾国藩本人的奏报，其战绩亦不免有吹嘘和造假的成分。比如其所谓湘军攻克南京时，“毙贼十余万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据李秀成说，当时守城的太平军总共只有几千人，有一些还趁乱突围出去了。攻城的湘军显然是把南京城里的老百姓也都当成所谓的“贼”加以屠戮了。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就曾揭露说： 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矣。

曾国藩之滥杀无辜，从其幕僚赵烈文的日记中所记的一件小事中亦可见一斑。1861年（咸丰十一年）秋，赵烈文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溯江前赴九江，与其同行者有一狂妄的广东士人曾耀光，于舟泊南京附近时竟“投贼巢”而去，同时却又将名片托赵烈文转交曾国藩，说是“日后尚拟到营”。一个多月后，赵烈文在拜会曾国藩时提及此人，曾国藩告诉他：此人五六日前已到此，“以其语悖谬杀之矣”。（《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五、八月二十九）这位曾耀光在太平天国的天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太平天国方面没有杀害他，更没有阻止他前往曾国藩湘军的大营。

于此可见，无论如何为曾国藩辩护，他“刽子手”的名号，是无法甩脱的。

但这位视造反者或语言“悖谬”者生命如草芥的正人君子，却也有着极其强烈的望死情结。在与太平天国的生死搏斗中，他曾数度企图自杀：一是出师之初的靖港之败，二是湖口之役的座船被夺，三是困守祁门时的预立遗嘱。而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已位极人臣（其时为武英殿大学士）且封侯爵的曾国藩终于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趣，此时他还不到六十岁。

其身体的多病，大概是一重要原因。早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就已得肺病，幸而死里逃生。1845年起又得牛皮癣，几乎伴其终生，自觉“无生人之乐”。其它还有耳鸣、肝肾等毛病，而从他最后死时的症兆看，很可能是死于中风。战争不仅耗尽了他的聪明才智，也耗尽了他的体能。

然而疾病的折磨仅是其望死的原因之一。曾国藩毕竟是大政治家。其望死，还因为此时的他已倍感心力交瘁。一来，清廷对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有着很深的猜忌，一直是恩威并用。这种不信任，在曾氏兄弟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之后，表现得更明显。他们在清王朝的处境变得充满了凶险，从而使得这位“中兴第一名臣”时时处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惊惧之中。二来，他之杀人固然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驱使，但其所竭力维护的却并非其理想中的政权。他看不到大清王朝的前途何在，而他自己已不可能身负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他明白自己已落后于时代，已不再属于他所生活的这个充满了变数的时代，但他也不愿消极地等待时代的淘汰。于是“惟望速死”就成了他自觉的诉求。

1867年7月（同治六年六月），也就是太平天国刚被镇压后不久、捻军尚未被扑灭之时，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赵烈文谈起了清王朝的前途命运。

赵烈文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然后问道：“然则当南迁乎？”

赵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则婉转地以“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作答。

赵烈文话语中所暗含的玄机，曾国藩当然不会不明白，于是便回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shí，宗庙里藏神主的石匣）之陨。”（《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

赵烈文的预测是有见地的，因为事实上清王朝在此后不到50年就被推翻了；曾国藩之望死应该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在十多天之前他即已表示过“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望速死为愈”（《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初八），而此时离他去世仅有5年，尽管他讲此话时才虚龄57岁。曾国藩有魄力镇压太平天国，但已没有精力对付飘忽不定的捻军，更没有勇气正视清王朝即将到来的陆沉。进一步说，即使国内的问题可暂告一段落，但西洋人挟重器而来，清王朝虽解除了一时的内乱危机，仍摆脱不了对外交往中的失败命运。这一切，再加上身体的原因，就使望死成了他时时萦绕于怀的心结。

当然，“望死”并非消极的“等死”。事实上，曾国藩只要一息尚存，也仍在努力学习。死前不久，他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初的日记中记载了自己仍在孜孜不倦地温习《周易》，阅读《宋元学案》、《二程全书》等著述，并且多在三更才就寝。不过他所温习或阅读的这些依然属于中国传统的旧学问。

曾国藩死于1872年的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午后，他在次子纪泽的陪同下到总督署西花园散步，忽然连呼脚麻，被扶掖至厅堂，端坐三刻而逝。终年虚龄62岁。曾国藩逝世的地点两江总督署，在太平天国占领时期曾为宫殿。八年前的1864年，洪秀全也病逝于此。一代重臣，在内心的矛盾与无奈中死去，其本身即是一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