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雍正王朝》的热播，雍正帝的名气也随着剧的持续播放而变得家喻户晓。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735年），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蒙古尊称为纳伊拉尔图托布汗，1722年-1735年在位，统治清王朝13载。

雍正帝

在惨烈的“九龙夺嫡”中突围而出，成功晋升为清王朝皇帝的雍正，是一个勇于创新、勤于治国的封建帝王，他通过整顿吏治，澄清统治，改革财政，追缴国库欠银，增加国家收入，减少人民负担，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打下了赫赫功绩，但他也有着重大的过失，为清王朝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本文根据清王朝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和相关学者著作、论文，对雍正皇帝的功绩与过失进行解析与评价。

摊丁入亩又称之为地丁合一，是清王朝赋役制度的重要改革，是清王朝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人丁税）被废除。

摊丁入亩的实施，客观上放松了对底层农民人身的控制，使得清王朝人口迅速增长。田赋和丁役历朝历代都是百姓的义务，但是以前一直是分别缴纳征派。田赋是按照土地好坏与面积大小来征收的，丁役则是按人口征收，两块税赋的缴纳标准不一样。

雍正御批

在康熙时期，由于康熙的政策以宽大为主，即所谓“爱民以蠲租为急，待人以不杀为怀”，加上康熙六十年的和平光景和康熙晚年“八龙夺嫡”的惨烈夺位之争，导致民间法律制度与风气日益宽松，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造成丁役系统崩溃，使广大农民的负担日益沉重，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严重威胁清王朝的政权。

这一制度的实行，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来推动作用；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也使得劳动力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进一步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对百姓任意加税的机会。

浙江《嘉兴府志》评价道：“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即原土著民族的首领，流官指的是由中央王朝委派的官员，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由于担任土司的人大都是“部落贵族““部落首领”，有着世袭罔替的权力，并且在自己的辖区内自成一套独立的权力体系，更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兵权，其实所谓土司就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诸侯国，而且西南地区偏远独特的地理关键，导致中央王朝鞭长莫及、难以管理这些土司。这些土司对内实行农奴制度，对外经常互相发生战争，还经常骚扰附近百姓，又时常不服从中央王朝管理，中央王朝一直在为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而努力。

最早的改土归流始于明朝，但明朝、清初只限于小规模改革，直到雍正时期清王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大规模推广改土归流的社会条件也成熟了。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数次上书，全面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明确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奏请准许推行。他建议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他要求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管理，使地方官相机行事。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

鄂尔泰

改土归流制度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界的控制，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而且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古代历史上国家正税之外的杂征名目繁多。“火耗”一词初见于《元史·刑法志·食货》，意即州县为弥补所征赋税银两在熔铸过程中的损耗、于正税之外附加的税额。

由于清王朝是极端中央集权制度，清王朝的税赋制度里面地方存留所占比例很小，一般不超过25%的比例，连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半都达不到，这导致地方存留钱粮根本难以应付地方繁重的事务，导致地方行政经费产生巨大缺口。因此为了维持正常办公，地方官员有的挪用正税，有的加征火耗，不断向百姓加征，挪派来弥补这个巨大缺口。

加上康熙末年，吏治败坏，腐败横行，导致百姓的税赋越来越高，民间苦不堪言。

火耗征收的不加限制，一方面使政府官员遭到严重腐蚀，国家权威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使百姓的负担增加，国家税收也受到威胁，对整体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危害。

雍正帝鉴于此种严峻形势，果断决定改革，全国各省收征收的火耗全部归中央，另外发养廉银对相关人品过硬、做事踏实的官员进行财政补贴。

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加强了中央集权；二是吏治有所澄清，官员贪污腐败之风有所收敛：三是相对减轻了人民负担；四是弥补了国家财政亏空，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地方行政经费储备增加；五是有利于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察管理。

据统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清王朝的国库的财政结余就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万两，国家财用富足，为乾隆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朕的功劳还是很大滴

因为清王朝本就是少数民族统治，加上雍正帝在皇位争夺的过程中树立了很多政敌，在雍正帝登上至尊之位后，对威胁他统治的势力进行清洗，比如八王爷、阿其那、年羹尧、隆科多等等。无论是兄弟还是臣子，无论是八旗权贵还是汉族官员，只要对皇权存在潜在的威胁，就会被雍正帝以各种名义处置。而在其中，吕留良曾静案件的影响最大，自此文学狱大兴。在吕留良曾静案件之后，雍正严密监督广大民众的民族思想，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而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专门挑别人文章诗歌里的纰漏，来牵强附会的断章取义，诬陷他人，以此来漫天要价或排除异己，这导致了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文字狱”。

大兴文字狱是清朝统治最黑暗的一部分，它从开始到结束，历时近百年，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很多无辜的人遭到迫害，受到极其惨重的惩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黑暗最无道的一幕。

清朝文字狱档案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令”。雍正帝为人猜忌，终其一朝文字狱竟有二十余起，密度仅次于乾隆帝,而且多为大案重案。

“闭关锁国”是清王朝限制和禁止与国外运输贸易，严格限制与国外经济、文化、科学、制度等方面的交流。

这项政策虽然是是清王朝封建政府实行的防御性自卫政策，但是也是典型的孤立主义政策，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结束。

“闭关锁国”制度是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不需与外界接触，自成一套经济体系。雍正帝为了隔离汉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防止汉族得到国外的势力的支持进行反清，拒绝了所有国外的东西，导致清王朝的皇帝骄傲自满，也使得清王朝高层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清王朝特别担心中国会受到国外的影响，受到国外的侵略，担心中国人的反清势力将与国外势力相互勾结。

明朝是“禁海”，但不“锁国”，依然与国外有很多联系，但是清王朝鉴于郑成功的前车之鉴，对海上贸易实行严格执行禁令。限制船舶的技术，限制国内产品出口，实行对外国贸易的限制，将通商港口之局限于广州一地，还限制外国商人和中国的商人进行长时间的接触。导致中国盲目狂妄的夸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感觉自己就是“天朝上国，而清王朝的统治者除了康熙之外，拒不接受国外不一样的文化和技术（即所谓的奇技淫巧）。

闭关锁国严重阻碍工业和商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自然小农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加上清王朝的抑商政策太多太繁，严重破坏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

落后愚昧的晚清中国

关于雍正皇帝，不同时间、不同的人对他的看法都有所不同，有人咒骂他，有人赞美他，有人说他是性情中人，也有人说他刻薄寡恩，但是不管怎么说，雍正帝的确为清王朝的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一个传统文化评价标准，雍正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群体之中绝对是前列。雍正帝是一位非常勤勉有才干的皇帝。他在位的十三年之中，每天只是睡四五个小时而已。一年就只有万寿节这一天才会休息。十多年间，他的朱批批语高达一千多万字。

雍正朱批批文

在雍正帝的统治下，对内没有出现权臣大贪如和珅、穆彰阿之流，对外作战节节胜利，国家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水旱灾害，也没有发生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人口不断增长。这是雍正的功绩

但是，雍正帝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刻薄寡恩、冷酷无情。雍正帝的功臣也少有善终者，年羹尧、隆科多等都死于非命。雍正帝对待政敌是无比无情的。与他争夺大位的八王爷胤禩、九王爷胤禟等人都被搞死，而且雍正帝大兴文字狱，钱名世案、吕留良曾静案等等，都是极其血腥。

总的来说，雍正帝所建立的规章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确保了皇帝的无上权威，使得中国进一步陷入专制独裁的泥沼中，导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进一步僵化，中国文化的活力进一步丧失，为中国后来的全面落后埋下了伏笔。

参考资料：《清史稿》、孟森《清史讲义》、邝士元《国史论衡》、冯尔康《雍正传》、曹琳《清代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历史档案》、《皇朝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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