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科举考试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即发生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却有密切的关系。

唐宋之前的魏晋六朝时期，官员选拔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地方推荐给中央的都是士族子弟，非士族家庭出身者很难有机会做官。他们感到自己受到压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即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如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贫寒之家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科举制度改变了这一切，使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有了机会，可以凭借科举考试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进士及第后可以到中央做官，由此，中央权力中的“君主—吏员”结构变为“君主—士大夫”结构，这就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科举制度的最大功绩或进步意义，在于它为下层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架参与国事管理的进身之阶。科举制度的创立、完善、鼎盛历史就是垄断政权的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经五代十国之乱，隋唐以来的士族豪门的势力受到极大打击。正是在此基础上有了宋代科举制度的鼎盛。宋代名臣如吕蒙正、寇准、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皆由科举出身。在明代，进士中出身寒微家庭的占一半以上。（李铁《中国文官制度》表22）与此同时，宋、明、清代虽然大官子弟可由恩荫得官，富豪子弟可由捐纳买官，但那被视为“异途”，在官场是低人一等的。在明代非进士出身的，不可能入内阁。可见科举，比起世袭制，比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察举制，要公平得多，更有利于招揽英彦，以免人才流落草野危害政局稳定。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宋代的政治特点。宋代重文轻武，看上去有偶然的因素，即宋太祖本人是通过被部下“黄袍加身”的方式得到皇位的，他对武将不信任，同时也是总结了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于是“杯酒释兵权”。他认为文官不像武官那样具有威胁性，于是重文轻武。不过，宋太祖的这些做法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社会即缺少了对君王的制衡力量。中央权力的加强和朝廷中君主权力的加强，是历史的必然。读书人有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机会，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命运的一大改变。在“共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精神面貌都有了绝大的变化。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空前增强。这是唐宋时期文化的繁荣的重要原因。中唐时期科举的扩大，吸收了陆贽、裴度、刘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一大批人才……政、史、文、哲乃至自然科学个方面第一流人才涌现密度，居历代王朝之冠，而且他们都是进士出身。

科举考试制度让普通家庭的读书人有了入仕的机会。社会实现了上层与下层的不断交流。仅就这方面说，科举考试是符合儒家思想，符合儒生要求的。孔子孟子都主张社会上下层应该不断交流，使下层的贤哲有机会上升到社会上层，担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有研究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有一种虽未明说然而却是根深蒂固的认识：那些出身于艰难困苦的下层社会的人，往往更有资格承担天下国家之“大任”。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从释迦牟尼到希腊哲人的印欧系统古文明中，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人物象孔子这样坦然不愧地宣称自己出身“贱”。孟子认为，下层的贫贱者可能是非常有才华的，足堪担当治理国家的大任。但孟子俗说的，毕竟是个别的情况。当时尚没有一种体制能让下层的普通人能够进入社会上层，而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则能够让普通家庭的子弟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闻一多曾指出：“就文化史言，科举制实为一大分水岭。自隋唐迄今，莫不如此。虽考试科目不同，然其为目的则一，盖令世士人有读书上进之机会也。”

科举制度使普通家庭的子弟有可能走上仕途，乃至进入政治高层。此前的魏晋六朝时期，士族做官很容易，而飞士族家庭出身者则很难。他们是受到压抑的。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即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如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门阀制度之下，贫寒之士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科举制度改变了这一切，使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有了机会，可以凭借科举考试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进士及第后可以到中央做官，由此，中央权力中的“君主—吏员”结构变为“君主—士大夫”结构，这就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有了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精神面貌都有了绝大的变化。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空前增强。这是宋代文化的繁荣的最重要的原因。以至于有些研究者将宋代的文化繁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恩格斯对此曾这样说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而唐宋时期的杰出人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一样，也是“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都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欧阳修又是历史学家、金石学家，苏轼更是艺术上的全才。总之，就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而言，唐宋八大家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相比并不逊色。

不过，唐宋八大家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此后的社会发展趋向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宋代以及之后历史的发展趋势，逐渐加强的中央集权，显然不要求思想的解放；而科举制度对唐宋时期的士人既是宝贵的机会，也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束缚。《唐摭言•述进士》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入彀”则比喻由人操纵或控制，等于是说：“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进入了我的圈套了！”

唐宋八大家像当时的其他士人一样，又是自愿进入彀中的。这八个人中，除苏洵一人之外，都是进士及第。而苏洵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他们通过科举而获得从政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显然不是对等的关系。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际上上也只是皇帝在治理天下之时，需要得到士大夫的帮助，但并不是让士大夫分享自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对天下实际上也有不同的理解，士大夫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君主的天下，则是他一家的天下，这就是说，士大夫与皇帝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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