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是有紧密关联的，因明治维新而变强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东亚传统大国中国，进而引发中国进行戊戌变法。然而，与明治维新相比，戊戌变法显然是失败的。那么，到底差在哪？个人浅见，为大家分析一二:

第一，国家体制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未实现中央集权，全国有二百多个相对独立的“藩”，给各种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使得拥戴天皇的倒幕派拥有相当势力，改革思想得到一定传播。中国则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即便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获取较大实力，但仍未脱离中央掌控范围，新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想在清政府严密的控制下难有较大发展，改革派难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改革思想传播有限。

日本诸藩

清全盛图

第二，历史传统不同。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革新效仿唐制，实现封建中央集权，京都也是仿照中国长安和洛阳营建，直称为“洛阳”，所以当美国人第一次踹开日本国门时，日本人并没有觉得有太多困惑，很快便选择打开国门。反观中国，因为一直是优秀学生，所以缺乏向他人效仿的习惯。此外，假如你被某人胖揍一顿，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多数人都是离这人远点，这是个坏人，看他什么都不顺眼，浑身缺点，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人身上有什么长处，比我强这么多，能把我揍成这样。国家也是一样，清政府在辛丑年那么没皮没脸之前，还是要些面子的，被列强排着队欺负之后，自然看列强不顺眼，那洋鬼子不是什么好东西，洋鬼子的东西自然也不是好东西，对他们制度的排斥也是一种自然反应。

京都清水寺，始建于778年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系统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第三，权力架构不同。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天皇虽则没有实权，却是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故在与幕府的较量中，天皇与倒幕派占据了大义，能够对包括幕府在内的所有政敌进行“讨伐”，且有长州藩和萨摩藩这样的实力派的支持，最终击败幕府，权力归于天皇，逐渐实现中央集权，为改革打下权力基础。清朝这边就比较麻烦了，光绪皇帝虽然已经亲政，但头上还有个虽然归政荣养，但眯着的眼睛始终瞄着政治的慈禧太后，偏偏大清讲究以孝治天下，你皇帝还真不能不把慈禧当回事，人家说话你必须得听着，更何况最高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慈禧手中，光绪缺乏实力派的支持，太后干政有其合法性和权力基础。因此，在与慈禧的斗争中，光绪无论在伦理道义上，还是在实力较量上，都处于下风，难以获取最高权力，自上而下的改革无法推进。

明治天皇

光绪皇帝

第四，人员素质不同。明治天皇是尚武之人，支持天皇推动改革的也以中下层武士为主，最典型代表就是“明治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凡尚武之人，大都有坚强的体魄、坚定的意志和一往无前之精神，躯体和精神的锤炼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实际，在改革中循序渐进，毕成其功。当时中国的皇帝和维新派，本质上都是书生文人，是纯粹的知识分子，我并无轻视诋毁知识分子之意，但纯粹的知识分子则更显柔弱和理想主义，他们的脆弱和操切印证了一切。

“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第五，国运不同。命运之说，很玄，但也很现实。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内虽有矛盾，但各方之怨恨集于幕府，幕府当了天皇的背锅侠，因此灭亡之虞在幕府，不在天皇，且日本国门被破开时，列强主要精力在大陆而不在日本列岛，此时列强的吃相也比之前几个世纪好点，不再动不动把别人的地方开拓成自己的殖民地，其国内国际形势紧张却不危殆，正是适合改革的氛围环境。中国就不是了。当此之时，清王朝已建立二百余年，以中国历史的规律，每个王朝的持续时间大多在二百年左右，如此算来清朝已是土埋眉毛了，国内历经太平天国运动等大小战乱，国际又遭逢列强鲸吞蚕食，气运衰微已深，覆亡之相已现，就如一个病重之人，再怎么医治，也只是勉强吊命而已，终逃不过病亡的结局。国运如此，气数已尽。

最终，日本建立了近现代的国家制度，成功驶入发展的快车道，而中国则固守中古的国家机器，拖着老迈的身躯蹒跚前行，两国此后五十年的命运纠葛就此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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