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素有“燕地天府”、“京师门户”之誉，古有“北控三关、南通九省”之说。从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都元帅张柔重建保州城，建衙门、画市井、兴庙宇、定居民，疏浚河道以通舟楫，至今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

纵观700多年的发展历程，保定曾有过两次最为辉煌的时期。

第一次是直隶总督署时期。自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设立直隶巡抚和直隶省城，雍正二年（1724年）设立直隶总督，保定逐渐成为一座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军事、政治、交通、文化和经济城市，遗留的众多名胜古迹成就了保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如今我们漫步古城，流连直隶总督署、莲花池等地，依然能够感受到昔日的辉煌。

第二次是解放后的河北省府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工业布局中，保定获得八个国家重点投资项目，建设了西郊工业区，由此拉开了工业化进程的序幕，大量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建筑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得保定成为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

可以看出，无论作为历史上的军事要塞，还是现代的工业城市，保定城市的起源、成长和繁荣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政府“计划”色彩。

1.保定城市的衰落

从1968年河北省省会迁驻石家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保定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但其在河北的经济地位却一直在下降。据2018年统计年鉴资料显示，保定的经济总量在河北省地级市里仅排名第5位；据201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报告中国，保定直接就没有上榜（在50名以外）。

2018年河北省各市GDP排名

一个城市竞争力的丧失，很少是因为自身衰退或绝对经济规模减少引起的，更多情况下，是由于其在区域中的相对地位下降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减少导致的。今天的保定，不仅生存在石家庄巨大阴影下，被港口城市唐山、沧州、秦皇岛和资源城市邯郸超越，而且还正在被迅速成长的明星城市廊坊淹没。保定地位的衰落，很大程度是由于政策优势丧失、地理位置不利和融入全球水平不高造成的。

第一，河北省政府外迁，使得保定获得政府资源的能力下降。

联合国一项针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调查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国家的政策和导向，对城市的繁荣和衰退的影响至关重要。政府的投资行为，如高速公路、机场、城际铁路、通信设施等重大项目的选址投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生长的速度。政府的宏观经济改革、特殊政策支持和重大产业调整，总会把较多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特定地区，从而使一些城市比其他城市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受益更多。例如，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增长极的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获得了年均20%的超高增速。

省会迁往天津、最终又迁驻石家庄，必然降低了保定获得政府资源的能力，减少了获得重大项目投资的机会，城市发展缺乏新的动力；“西郊八大厂”的国有企业，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发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对城市发展的贡献逐渐变小，与之相伴带来保定城市经济地位的不断下降。

第二，内陆地理位置，制约了保定经济发展的速度。

城市演进的历史表明，一个城市的发展与地理空间要素密切相关。目前，全球经济活力最强、增长速度最快、人口规模最大（超过1000万）的19个城市中，有14个是滨江或滨海城市。原因就是它们拥有远洋贸易港口和快速对外联系的捷径。改革开放30年，深圳、东莞、苏州、宁波、大连、青岛、天津等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是因为利用了沿海的地理区位优势，享受到全球从轻工、IT到重化工的三次产业转移。身处内陆的保定，只能是无奈。

第三，融入全球水平不高，保定缺少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政府资源和地理位置并不是决定城市繁荣或衰落的全部要素。一些内陆城市，借助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迅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如中国的成都、西安等；另一些内陆城市，利用毗邻大城市群的便利条件，获得了更好的竞争优势。那些能从全球、区域或当地市场中突出重围和高外向度的城市往往走向繁荣，而那些没有融入到全球市场中的城市，重要性往往在减弱。

保定在新一轮发展中，重点要把握住京津世界城市崛起的战略机遇，利用好这个京津中国科技中心和国际商务中心两大超级平台，在接受全球产业转移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市场，改变区域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趋势。

2.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社会和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重组，从而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这种格局的变化，在全球空间上涌现出许多超越国家范围的全球化城市，它们对全球或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和对全球产业分工的控制力，重新定义了全球经济的核心和边缘。根据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范围和能力的大小，形成了世界城市、国际中心城市和国际功能城市，创造了新的全球城市地理版图。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促进了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革开放30年，在每年400多亿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许多城市成为全球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北京、上海、深圳、苏州、东莞等城市。

未来，中国的城市将更多地直面全球竞争。中国每个城市的经济活动都不能够“自然隔绝”与外部的竞争，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只有在全球和国际区域背景下才有意义。今天，在新的全球经济版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曾经发达的城市丧失了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例如鲁尔、曼彻斯特、底特律；另一些城市却赢得了世界的经济地位，如班加罗尔、爱尔兰、苏州和大连等。

未来全球竞争的经济单元不再是国家，而是那些对全球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城市。在全球舞台上，中国城市政府和企业需要全新的世界观和发展观。

国际城市发展的经验表明，世界城市是引领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龙头；而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往往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它们不仅主导着本国经济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全球经济的走向。大伦敦城市群、大纽约城市群、大东京城市群、大巴黎城市群等都是如此。

一个没有世界城市的经济大国，只能是为发达国家提供劳动力的“躯干国家”，只有具备了世界城市的经济强国，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头脑国家”。

2015年国家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环保、交通和产业升级转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三个重点领域，同时保定入选京津冀一体化“区域中心城市”，这意味着保定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提升，未来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在京津冀经济区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城市无论是否情愿，是否准备好，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经济大整合、大洗牌、大变局之中。

3.保定崛起的思索

今天，崛起是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每一个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如果说，发展体现的是相对于自己的进步，那么，崛起则是相对于别人的超越，是国家和城市对外竞争能力和优势的具体表现。思路决定出路。在京津冀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区，保定要崛起，绝不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介于京津和石家庄三个城市夹缝中的区域中心城市。那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坐等大河涨水小河满的溢出效应；保定的崛起，必须要站在全球和区域思维的角度制定城市发展的战略部署。

第一，站在全球思维的角度思考。未来30年依然是中国的世纪。过去，中国利用引进的资金、技术和国内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世界工厂，成为了能与美国媲美的经济大国，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经济体；明天，中国不满足成为世界工厂，还要成为世界办公室、世界实验室。中国不仅要打造中关村、张江，还要打造硅谷、班加罗尔；不仅要有自己的华为、中兴通信、联想、海尔，还要有自己的微软、IBM、通用电气。中国城市未来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国内，更多的在国外。中国要建设自己的世界城市、国际中心城市和国际功能城市。保定要在全球化的坐标下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找到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全球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和使命，在全球市场上构筑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只有这样保定才能占据全球和京津冀中“不可取代的位置”。

第二，站在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思考。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北方最大、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群，是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枢纽和门户。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一个城市的价值与其说是取决于自身的资源和条件，毋宁说是取决于周边区域对它的依存度，取决于它在区域经济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保定要想在区域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城市，不仅要站在京津冀区域中找到自己的战略定位，还要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区域价值。

第三，面向全球，对接京津。保定提出了在京津冀、在中国、乃至在全球都具有价值的新定位，那就是建设全球低碳领军城市。这是保定实现跨越式崛起，成为国家战略重要抓手突破口。什么是全球低碳领军城市呢？首先，在低碳产业发展上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其次，在低碳城市建设上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具有借鉴意义和可复制特征；在低碳创新上在全球新能源和节能设备方面具有创造性；在低碳企业数量上拥有3-5家在全球低碳领域中具有领军能力的主力军。

保定的全球低碳领军城市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积极和主动地姿态加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战略；是在全球舞台上凭借自身实力实现成为国际功能城市的新梦想，它代表着保定城市的明天和未来。

在国家经济发展大格局调整的今天，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当下，保定只要思路对头、策略得当、有的放矢，以开阔的视野和全新的发展思路构筑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至，保定就极有可能从后卫变前锋，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上演一出超常规发展的好戏，我们期待着保定的崛起。

撰文：正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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