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基础上，立足北朝末年内战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本文从结构/能动的角度讨论了战争压力下的统治者与精英互动的结果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通过自然实验设计将国际局势、自然资源、暴君昏君、民族矛盾以及军事地理等变量的影响加以控制，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机制：在长期的战争压力下，面对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东魏-北齐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排他性改革来实现政治整合，结果造成了精英之间的分裂和政争。相反，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则在包容性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政治整合，这种累积性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双方兴衰的逆转。

关键词:战争；精英；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排他性改革；包容性改革；国家兴衰

在魏晋南北朝300余年大分裂历史行将结束的前夜，统一北方大地的北魏因内战分裂成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在战争与长期对峙的过程中，东魏-北齐由盛转衰，最终败亡，而西魏-北周则由弱变强，为隋唐的重新统一奠基。因此，本文要探究的中心命题是：长期的战争压力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对此，本文给出的核心解释是：面对碎片化的权力结构和战争压力，双方的统治者为了实现政治整合分别采取了排他性改革和包容性改革两种截然不同的措施。东魏-北齐的精英因统治者推行排他性改革陷入分裂和对抗，西魏-北周的精英则因统治者推行包容性改革而逐步实现政治整合，这种累积性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双方命运的逆转。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自六镇之乱以降，北魏陷入长期内战。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高欢势力逐渐兴起并掌控朝政。公元534年，孝武帝元脩因不满高欢专权，西奔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遂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次年，宇文泰鸠杀元脩并立元宝炬为帝，由此魏分东西。起先东西魏互相将对方视为僭伪，都试图消灭对方并进行了五次大战。但随着战争结果互有胜负，双方进入了长期对峙。公元55年，高洋代魏建齐。7年后，宇文觉受西魏恭帝禅让，建立北周。此后双方相持的格局一直持续了26年之久，直到公元577年北周灭亡北齐，重新统一北方。

从统治区域来看，东魏-北齐占据富饶的中原，人口众多，农业、盐铁业和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文宣帝高洋在位时期，北齐多次大败周边游牧政权，并向南拓疆到淮南，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王仲荦，2016：555-556）。武成帝高湛则对北齐的吏治、刑律、田赋、税法、财政和礼乐等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其成为隋唐两代最重要的制度来源（王怡辰，2006：333）。相反，西魏-北周在立国之初只占据了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关中、河西等地，治下的民族构成也更为复杂（万志英，2018：158）。那么，为什么经济社会条件均处于劣势的西魏-北周能由弱变强，而坐拥富饶之土的东魏-北齐却逐渐走向了衰亡呢？

诚然，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已经成果丰硕，但是尚未强调各种原因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结构/机制性的解释（赵鼎新，2019a：4）。而社会科学中的国家建构研究则多关注西欧的历史经验，即便以中国为经验的国家建构研究通常也只是聚焦到“周秦之变”（Kiser&Cai，2003；Hui，2005；Zhao，2015），并没对秦以后的中国历史特别是短暂王朝的国家建构进行过深入探索。然而这些短暂王朝通常处于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内容和启示丰富深刻。很多强盛王朝的制度和做法，都可以追溯到前一个短暂王朝。如果将其忽略，则会打断历史的连续性（韩昇，2015：3），同时也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从社会科学视角重新审视这些时期的中国国家建构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立足北朝末年国家兴衰的史实，试图通过对因果机制的诠释来解释双方国家建构差异的关键原因。本文首先对既有的理论和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然后对主要变量进行分析并提出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兴衰的史实进行说明，最后进行总结和讨论。

二、理论回顾与文献评述：重新解释北朝末年的国家兴衰

自20世纪80年代“回归国家”学派推动国家重回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以来，围绕国家建构的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Evans et al.，1985）。如果 说“回归国家”学派是将国家作为自变量来研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那么随后全面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则是将国家视为因变量，探究国家的形成和来源。在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 战争制造国家”（Tilly,1975：42；1992）的基础上，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同时段、不同形态的战争会催生不同类型的国家（Downing，1992；Ertman，1997；Kiser & Cai，2003；Hui，2005；Wimmer，2013，2018；Zhao，2015；Dincecco & Wang，2018）。然而国家建构是动态和非线性的过程，对其研究不能仅仅止步于“战争制造国家”，同时围绕于此的中观机制解释仍有待实证化。因此，对国家进行“分解”（Migdal et al.，1994：3），通过“国家形成来研究国家”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Vu，2010），而精英与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就自然成为研究国家建构动态过程的关键抓手（Lachmann，1990），这一取向也呼应了列维（Margaret Levi）“将理性的行动者带回”的主张（Levi，1989：185-204）。如17世纪的战争在提高荷兰统治家族相对于地方庄园和商人独立性的同时也促使了原有精英网络的崩解，由此导致荷兰走向衰落（Adams，2005）。而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已经式微的唐廷面对拥兵自重的藩镇威胁，仍能通过政治精英间广泛联姻的方式重建精英网络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再中央化（Tackett，2014）。相反，在战争压力下，北宋的政治精英因受到联姻范围的限制，不仅无法增强凝聚力，反而倾向于建构一个弱国家，导致旨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Wang，2019）。由是观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在战争压力下，统治者与精英的互动进而影响国家兴衰的机制不尽相同，而“结合‘本土’理论能对这些机制做更深入的探索”（Tilly，2007：3）。

对于本文的案例而言，传统史学通常围绕统治者、制度创新以及民族矛盾等因素给出解释。如将北齐的败亡归结为长期缺乏明君执政（魏征，1972：115-117），加上承袭北魏旧制，以致最终积重难返。而西魏-北周兴起的原因则在于统治者励精图治，特别是宇文泰及继任者对府兵制的创设发展从根本上构成了驱动统一的力量（谷川道雄，2018：364-383）。还有史学家认为尖锐的民族和阶级矛盾最终导致了北齐亡国（吕思勉，2005：621；缪钺，2017：256；唐长孺，2012：74-77）。此外，另一些史学家从政治集团入手，以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为重要代表（陈寅恪，2015：101）。运用这一概念，吕春盛着力分析了西魏-北周中央权力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嬗变过程（吕春盛，2002）。王怡辰同样采用了这一方法，对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做了精彩的梳理（王怡辰，2006）。

上述的历史分析诚然十分经典，但是它们仍然存在两点不足：首先，它们过于强调历史事件中的偶然性而忽视了“ 历史发展的累积性”（Zhao, 2015:10），如将北齐的覆亡与北周的兴起归结为暴君/昏君执政下的“亡也忽焉”和明君执政下的“兴也勃焉”。其次，它们没有进一步明确各原因之间的联系，形成结构/机制阐述，如战争压力下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在面临碎片化的权力结构时如何与精英互动，从而形成了什么样的精英关系，产生了何种效应，以至这种效应在不断累积下最终导致了国家兴衰的分流。

对此，本文从结构/能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机制——在战争压力下，为了在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中实现政治整合，统治者通过排他性改革或包容性改革造就了不同的精英关系，这两种精英关系的累积性结果最终导致了国家兴衰命运的逆转。具体而言，对同时面临战争压力和碎片化权力结构的统治者而言，实现政治整合是国家建构的首要目标，而排他性改革和包容性改革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种手段。所谓排他性改革，是指统治者依靠一类精英对既有的权力结构中可能对己权威形成挑战的精英群体进行削夺权力的行为（极端的形式包括大规模清洗），但是在统治者实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诉诸排他性改革时常会引起被排斥群体的强烈反弹，甚至造成政治动荡（如政变和叛乱）。而包容性改革则是指统治者通过恩庇的方式（如授职、赐姓乃至联姻）使不同精英群体为己所用，这样即便在统治者实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包容性改革来实现政治整合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在本文中，受到战争压力的东魏-北齐统治者面对碎片化的权力结构，在推进政治整合时采取了排他性改革，依靠一类精英群体去削夺另一类精英群体的权力，并且时常诉诸残酷的杀戮，引起了被排斥者的强烈反弹，由此导致不同精英群体之间陷入持续性的权力斗争。西魏-北周虽然同样面临战争威胁和碎片化的权力结构，甚至在立国初期的各项条件均逊于对手，但其统治者大量采用联姻、授职以及赐姓等恩庇性质的手段拉拢不同群体的精英，即便弹压反对者也避免诉诸大规模清洗，最终形成了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整合。当然，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排他性改革和包容性改革在不同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成效，国家兴衰则是这两种改革塑造的精英关系的累积性结果。

三、研究设计、变量选择与因果机制

作为“有能力从非精英群体手中汲取资源”（Lachmann，1990：401）的群体，精英间的斗争构成了国家建构的支柱（Lachmann，1990：62-65）。本文所指的精英就是北朝末年掌握政治军事资源的各类群体，其中东魏-北齐的精英主要由勋贵、文官、宗室、恩倖和豪族构成，而西魏-北周的精英也包括了勋贵、宗室和豪右等不同群体。这些精英与统治者互动的结果——精英间的关系构成了本文的解释变量，而国家兴衰则是本文的因变量。与此同时，本文将国际影响、资源人口、暴君昏君、民族矛盾和军事地理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结合史实排除其竞争性解释。

首先，外来势力的干涉可能导致国家陷入崩溃（Skocpol，1979）。史家很早就意识到“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这一时期，在北方蒙古高原先后兴起的柔然、突厥以及占据半壁江山的南朝都是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外在压力。对此，双方都在外交上与柔然、突厥“争请盟好，求结和亲”（李延寿，1974：3304），以缓和军事压力。在双方对峙的后期，北周曾几度联合突厥伐齐，但最终都被齐军击退，而南梁则因侯景之乱濒临崩溃，自顾无暇，西魏-北周趁机控制了长江中上游，而东魏-北齐也攻占了淮南等地，使得随后代梁的陈朝战略空间空前恶化。直到公元573 年，南陈才趁北齐内乱，北伐重夺淮泗之地（张金龙，2016：862）。北齐虽然在此役中丧失了对淮南等地的控制，但其核心腹地尚在，实力仍存。正如其秘书监源彪所言，“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李百药，1972：578）。直到两年后齐主高纬在北周伐齐的战争中被俘投降，才宣告北齐彻底覆亡，因此国际压力并非导致双方命运差异的关键因素。

其次，资源人口对国家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西魏-北周正是从资源贫乏的关中地区兴起，远不及坐拥富饶之地的东魏-北齐。即便后来西魏趁侯景之乱夺取了南梁境内资源丰富的巴蜀地区，但由于山川阻挡和新占地区的叛乱，西魏-北周很难在短期内充分汲取当地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对北齐作战的物质优势。同时，东魏-北齐在东部的经营已经有很长时间，发展较为成熟，即便在亡国之际的人口总数也多于北周（梁方仲，2008：8），因此资源人口也不是解释本案例的决定性因素。

再者，传统史观认为暴君昏君对国家的败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完全归因关键行动者的分析过度强调了人的因素而忽略了结构对人的影响。因为即便是在暴君昏君的执政下，国家的败亡看似“亡也忽焉”，其实也是积重难返的过程。古代史官多将北齐灭亡归结为高湛高纬两代君主昏庸无道，甚至暗示高齐君主普遍患有家族性精神疾病，但这并不能回避唐初修史为书写自身政治合法性而丑化前朝的嫌疑。因为对于编撰前朝国史的工作来说，当时的君主、学者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决定资料的筛选及呈现方式，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传世资料都是被高度“污染”过的（赵鼎新，2019b：102）。另一方面，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北齐君主的作为也并非全然“昏庸无道”，反而更可能是一种在复杂局面下维系生存和统治的策略。因此，所谓暴君和昏君执政直接导致国家败亡的影响也可被控制。

接下来，持阶级史观的史家格外强调东魏-北齐的统治者对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反动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但是忽视了西魏-北周治下民族构成比东部更为复杂的情况。同时，比起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还出现了赐、复胡姓的运动。此外，如果仅以胡化/汉化作为评价标准，那么就很难解释北齐君主为何会对鲜卑勋贵进行杀戮。由是观之，双方都出现的胡化并非完全是对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倒退，相反更可能是维护统治的策略，并且双方确实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儒家教育，因此很难说东魏-北齐亡于对汉化的反动和民族冲突。

最后是军事地理因素的影响。从潼关、函谷关到洛阳一带是中国地形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地势自西向东逐渐下降，使得西魏-北周在军事行动上能利用地形上的优势。起先东魏占领了足以威胁关中的若干战略要地，在军事上占据主动，但由于自身战术失误，始终未能消灭西魏。到了齐周时期，双方间的战争频率显著下降，转入长期对峙。后来北周曾几度伐齐，但也只有最后一次才取得了成功，并且还是因为齐主高纬在逃跑过程中被俘投降，因此军事地理因素在本文中也只是次要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

此外，本案例可以被视作历史上的自然实验，一方面它能避免以往研究中“没有时间的横向比较”和“固定时间下的纵向研究”（赵鼎新，2019a：4-6）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将历史事件造成的长期冲击纳入因果识别的框架（马啸，2018：4）。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的因果机制是：在战争压力下，同样面临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双方的统治者为了实现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整合分别推行了排他性改革和包容性改革，进而使精英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差异。东魏-北齐虽然起先国力强盛，但始终受困于精英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高欢之后的历代统治者相继推行排他性改革来试图实现政治整合，结果导致北齐的政治精英陷入持续的分裂与对抗之中，最终“多重对立”（苏小华，2012：98）的政治格局使得北齐的国力持续透支，走向败亡。相反，西魏-北周虽然起先处于劣势，但宇文泰通过包容性改革一方面维系了当权派的团结，另一方面将地方豪右吸纳进体制中去，使得西魏首先在战争压力下得以立足。其后执政的宇文护虽然专权，但仍然有限地推进了包容性改革。周武帝在亲政后继续推动包容性改革，进而实现了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整合。而北周的国力也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增强，最终兴起。

四、历史阐释：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国家兴衰

这一部分将借助历史证据对前文提出的因果机制进行详细阐释。孝文帝改革在将北魏彻底转变成正统中原王朝的同时损害了边镇将领的利益，因此让北魏走向崩解的六镇之乱在本质上是北镇武人对孝文帝改革的反动。此后北魏陷入此起彼伏的战乱，武人屠戮、朝廷式微与豪右坐大等因素的叠加共同摧毁了原本的权力结构，从北魏分裂而来的东西魏正是这一时期连续内战的产物。然而形成性质、时间和过程均相近的双方，却在日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东魏-北齐：建立、兴起和走向衰落

东魏-北齐从立国到衰亡的政治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从高欢起兵到其病亡是第一个阶段，从高澄执政到高殷被废除帝位是第二个阶段，而从高湛上位到高纬亡国则是第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战争的强度、频次都不尽相同，影响着统治者与精英的互动方式。

高欢虽然在征伐中逐渐掌权，但是离不开作为军事盟友的勋贵。在高欢举兵西向的五次大战中，斛律金、段韶、韩轨、侯景等勋贵手握重兵，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在这层意义上，高欢也只是众勋贵的共主。侯景曾形象地指出：“但尊王平昔见与，比肩共奖帝室，虽形势参差，寒暑小异，丞相司徒，雁行而已”（李百药，1972：34）。与此同时，在高欢起兵后，打着“拥护魏室”旗号的豪族已经控制了河北地区，因此当高欢进入河北后，只有接受这些大族的政治主张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何德章，2001：58）。从更高的层级来看，北镇鲜卑、敕勒酋帅、洛阳国姓、并州契胡和汉人郡姓五个价值观和文化差异极大的集团共同组成了当权派（王怡辰，2006：147-148），这种碎片化的权力结构显然限制了高欢推行进一步政治整合的努力，因此即便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及侯景一众勋贵“非法专恣”（李百药，1972：235），为了维系精英的团结，高欢也只能姑息迁就（李百药，1972：347-348）。

如果说高欢在世时，东魏朝中的权力结构虽然碎片化，但个人能力卓越的高欢尚能凭一己之力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中周旋，调和矛盾，一致对外，但是高欢之后的统治者再无与之相当的能力和地位。在战争压力下，为了巩固高氏的核心地位，实现政治整合，后来的统治者相继试图通过排他性改革去改变碎片化的权力结构，这就导致东魏-北齐内部的政治矛盾不断加深。

高澄秉政标志着东魏-北齐的政治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高殷在政变中被废黜帝位。尽管此时的战争压力依然存在，但是大规模战争的频率已经下降，双方的统治者开始转向巩固内政。由于高澄年少资浅，昔日在邺城辅政时又因改革选举、打击腐败损害了勋贵利益，司徒侯景在高欢新亡后5天便发起了叛乱。为了巩固统治，高澄不得不采取两手策略。他一方面发起颍川之役大败西魏，以战功在勋贵和大族面前立威；另一方面他着手排他性改革，以打击贪腐为名继续整肃勋贵和大族，大力选用文官组成亲信群体，试图“以权力不断克服旧权威，并不断强化新权威，从旧政权中逐渐生成新政权”（陶贤都，2006：52）。此外，高澄还屠戮了反对自己的元魏宗室（司马光，2011：5061），强势压制反对派。至此，魏齐嬗代已经水到渠成。

然而高澄在行将受禅之际遇刺身亡，导致一时间东魏的政局又变得暗流涌动起来。为了维护高氏的核心地位，其弟高洋强行代魏建齐，但旋即遭到了娄太后、斛律金等众勋贵的反对。为此，高洋不得不在表面上以高官厚禄拉拢勋贵，同时亲征山胡、契丹、库默奚并亲自率军抵挡宇文泰来伐，以“威震戎夏”（李百药，1972：67）来稳固统治。另一方面，高洋延续了高澄的排他性改革，大力扶持亲信文官，试图将分散在勋贵手中的权力全部转移到自己和亲信文官手中。高洋在位前期励精图治，但是到后期却怠于政事，残暴不仁，其对元魏遗老、宗室和开国功臣一再屠杀，不断累积君主、文官与宗室、勋贵以及大族之间的矛盾。尽管此时的邺城中央政府以“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司马光，2011：5248-5249）闻名于世，但其对勋贵削权的行为进一步激化了精英间的矛盾，“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李百药， 1972：458）。高洋死后，其子高殷在以杨愔为首的文官辅政下，继续“大革其弊”（李百药，1972：86），很快就把高澄、高洋两位统治者执政累积下来的矛盾推向了高潮，自觉威胁的常山王高演联合长广王高湛，在娄太后、高归彦、贺拔仁和斛律光等一众勋贵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将杨愔、燕子献和宋钦道等文官首脑悉数搜捕并屠戮殆尽，不久又废高殷自立。作为北齐政治史上的关键节点，乾明政变对其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君主、文官与勋贵因排他性改革而累积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北齐君主在与当权精英互动时的策略选择——继续推动排他性改革。

乾明政变后的北齐政治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起先北齐的政治矛盾仍然集中在勋贵与君主、文官之间，但是到了后期则变成各大精英群体间的全面政争。与此同时，在中期以后，北齐开始遭遇北周的多次来伐，“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司马光，2011：5339），两国间的攻守之势已然逆转。具体来说，孝昭帝高演虽以政变上位，但“雄谋有断，于时国富兵强，将雪神武遗恨”（李百药，1972：85），一度保持了北齐对北周的战略优势，然而高演在位一年便坠马而死，旋即人亡政息，政变中的二号人物高湛即位，由此导致了北齐政事“大坏”（吕思勉，2005：631）。这其中的原委并不在于武成帝高湛昏庸无道，而在于其不遗余力地推动排他性改革进一步加剧了精英间的分裂。高湛在位期间，北周两度来伐，在外有军事威胁的情况下，高湛必须倚赖握有军政大权的勋贵，这就又导致自身继续受到勋贵的掣肘，无法推进政治整合。在此之前，高澄、高洋、高殷三位统治者都试图通过组建亲信群体来削夺勋贵的权力，但均遭遇了勋贵的强烈反弹。因此，若要维护君权不被颠覆，防止政变重演，在依靠勋贵的同时必须压制勋贵。为此，高湛虽然礼遇勋贵，但又大肆依靠恩倖来削夺勋贵的权力。到后主高纬执政时，北周已经进一步加大了伐齐的力度。但即便如此，战争也没有改变北齐统治者的策略选择——高纬不仅将恩倖政治发挥到极致，而且还反复利用不同的精英群体互相排他。

图1 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年间的精英网络结构

如图1所示，本文根据《北齐书》《北史》等史籍的记载对后主高纬武平年间的主要精英关系进行可视化，可见武平年间的北齐朝廷内部出现了以和士开、陆令萱、祖珽、段孝言、赵彦深以及斛律光等多个节点为权力中心的小团体。起先，高纬将大权委任给恩倖和士开，但和士开的专权引起其他精英的不满，宗室高俨遂起兵诛杀和士开。而高俨的政变被高纬视为对自己权力的挑战，于是高纬借斛律光之手诛杀高俨，并以勋贵压制宗室。由于此时北周已经多次来伐，高纬及身边的亲信又不具备军事素养，因此需要将兵权赋予具有军事经验的勋贵和宗室，但这又可能再次导致勋贵和宗室势力坐大。因此，奉行排他性改革思路的高纬面对北周咄咄逼人的攻势依然继续打压勋贵与宗室。在侍中陆令萱等人的支持下，高纬以文官祖珽为相，加大了抗衡勋贵的力度。因此即便勋贵首领斛律光率部屡败来袭的周军，立下赫赫战功，最终却因与祖珽交恶而被杀。除却文官、宗室以及勋贵之间的缠斗外，文官群体内部也发生着激烈的斗争，从高欢起历仕多帝的司空赵彦深因受祖珽离间而遭到贬黜。祖珽虽然在前几次的权力斗争中坐大，但不久又与陆令萱在立后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原本受祖珽提拔的段孝言趁机联合陆令萱以及高纬宠幸的勋贵韩凤共同将祖珽放逐，与此同时韩凤还对朝中的文官进行报复性杀戮。但即便如此，勋贵也并未一手遮天。除文官颜之推受到后主信任外，高阿那肱、穆提婆等恩倖也先后被后主委任要职，用于在不同的精英群体间进行平衡。

因此，北齐末年的君主通过引入不同的精英群体反复排他，使得朝中再也没有可以单独威胁君权的势力，但是频繁的权力斗争却在不断地削弱北齐的国家实力。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统治者对自身利益的敏感程度甚至超过了战争威胁下国家的正常反应，以至于功臣兰陵王高肃被赐死，广宁王高孝珩因请求带兵救援而被贬，勋贵傅伏据守河阳挫败周军也未能得到封赏。因此，在周师逼近后，一些勋贵恩倖临阵倒戈，后主也在逃跑中被俘，北齐最终从内部瓦解。

此外，从地方豪族对国家的态度也可窥见统治者与精英的互动。以东魏-北齐的核心腹地——晋阳（太原）为例，当地世族“政治向背和迁移方向，无疑对北朝东西政权竞争格局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范兆飞，2014：165）。通过对太原王氏、郭氏等大族内部中下层人士的出土墓志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出仕西魏-北周的大族虽然在人数上逊于东魏-北齐，但是在任官品级上却明显高于对方。换言之，在东魏-北齐，世家大族成员往往只能担任地方僚佐，而在西魏-北周则能出任高级官员（范兆飞，2014：140-165），这表明东魏-北齐对地方大族的吸纳也远不如西魏-北周。

因此，虽然内战形成的东魏-北齐在立国之初国力强盛，但是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使得政治精英间的矛盾始终无法得到调和。在战争压力下，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高欢之后的东魏-北齐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采取排他性改革来实现政治整合，而被削夺权力的精英又采取报复性举动进行反抗，由此导致北齐的政治精英长期陷入分裂与对抗之中，最终北齐在多重对立的政治格局中走向覆亡。

西魏-北周：建立、兴起与平齐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形成的时间和过程基本相近。控制洛阳朝政的高欢一直忌惮关陇地区的贺拔岳军队，便指使侯莫陈悦刺杀了贺拔岳，并谋划派侯景前去接管其部。就在失去统帅、军队随时可能发生哗变的关键节点上，宇文泰凭借过人的胆识抢在侯景之前安抚并接管了贺拔岳部，并率军讨伐侯莫陈悦，逐渐掌握了关中霸权。在孝武帝元脩来投后，西魏建国已经水到渠成。相应的是，西魏-北周的发展主要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宇文泰执政下立国壮大的第一阶段，从魏周嬗代之际到宇文护执政的第二阶段以及从周武帝亲政到平齐的第三阶段。在这三大阶段中，双方的战争频率、强度也不相同，同样影响了统治者与精英群体的互动策略。

在西魏立国之前，关陇地区分布着羌、氐以及山胡等部族势力和汉族豪强势力，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政权（苏小华，2012：199），在孝武帝入关后，追随而来的宗室、西逃的大族连同勋贵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权力结构的碎片化。因此，在战争压力下，推进政治整合，维系不同精英群体的凝聚力，是西魏立国生存的关键。但要推进政治整合，势必会加剧各类精英之间的矛盾。很快，孝武帝元脩与宇文泰之间便爆发了矛盾，最终宇文泰鸠杀元脩立元宝炬为帝。即位的元宝炬试图通过宗室出镇和任命宗室幕僚的方式来加强君权，同宇文泰的霸府、武川勋贵以及关陇豪右等一众势力相抗衡。诚然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宗室的力量并使得元宝炬自身成为统帅宗室的核心（袁迪嘉，2017：52），但接连不断的战争又使宗室的力量大受损失。在元宝炬之后即位的元钦图谋铲除宇文泰，结果事泄被废。但即便如此，在巨大的战争压力下，面对不同精英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反对派发起的夺权政变，宇文泰在对其压制时也并未像北齐君主那样诉诸大规模屠杀。

同高欢与诸勋贵的关系类似，宇文泰虽然在勋贵中居核心地位，但与众勋贵维持的是“等夷”性质的关系。因此八柱国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安排，即宇文泰愿意通过包容性改革来授予勋贵要职和权力，从而维系精英间的团结，使西魏不至于在军事压力下分崩离析。同时，宇文泰还通过与勋贵、元魏宗室联姻的方式来缓和矛盾，加强彼此间的向心力，这些举措都是包容性改革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宇文泰还通过赐姓宇文氏，拔擢亲信来强化政治整合。另一方面，北方大地在西晋灭亡后陷入长期战乱，地方豪右为自保纷纷建立起乡兵，形成了耕战结合的权力团体（熊伟，2014：125）。关陇豪右虽然是支持宇文泰迎奉魏帝、延续正统的军事力量，但其不仅是分散的，而且各有利益诉求。因此，对宇文泰而言，若要进行政治整合，必须控制这些分散的地方武装，完成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入。对此，宇文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创立府兵制，通过授予地方豪右官职和土地，不仅将其利益与当权精英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且通过豪右麾下的部曲补充战争减员，从而改变了部曲对豪右的依附关系，实现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和动员，使得游离在体制之外的地方豪右被吸纳进国家体制中，强化了西魏的政治整合。

由此可见，与东魏-北齐统治者通过一类精英去排斥当权派中一类精英以实现政治整合的排他性改革有着根本性不同，宇文泰在不同层面推行的包容性改革实质是在安抚元魏宗室、不损害勋贵诸将等精英利益的同时大力吸纳亲信精英来扩大执政基础、增强国家实力，即便镇压反对派也避免将肃清范围扩大而引发分裂。在这层意义上，与高澄“绳抑勋贵”相比，宇文泰“颇知治体”（吕思勉，2005：653）。

然而在宇文泰死后，受托监国的宇文护开始面临与高澄、高洋类似的困境。作为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既没有勋贵的资历威望，也缺乏赫赫战功，遂致一时间朝中“群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令狐德棻，1971：248）。因此，宇文护不仅担心难以驾驭勋贵，也害怕元魏残余势力的反扑。但由于得到了柱国元勋于谨的支持，宇文护得以推动魏周嬗代，由此西魏-北周的政治发展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周齐间的战争频率较第一阶段显著下降，两国的统治者均转向夯实内政。后期北周趁北齐内部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之际联合突厥伐齐，但都被齐军击溃，可见此时周齐两国的实力仍旧相当。

宇文护在执政伊始尊崇创业元勋，“朝之大事，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令狐德棻，1971：241），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宇文泰的包容性改革。但另一方面，出于对勋贵的忌惮，宇文护又试图通过明升暗降乃至专权的手段来转移勋贵的权力，削弱勋贵的影响，这就加剧了勋贵的不满。八柱国中的元老赵贵和独孤信谋划发动政变铲除宇文护，而试图亲政的孝闵帝宇文觉也谋划“召群公入宴，执护诛之”（令狐德棻，1971：167），但都事泄身死。其后被立的孝明帝宇文毓同样因为不甘心做傀儡而遭毒杀，最终宇文邕被拥立上位，是为周武帝。虽然宇文护秉政时期朝中发生了几次政变，但是自大统十六年以来推行的府兵制对地方豪右的吸纳工作却在持续地推进，并且作为组织系统的府兵制也日益制度化（熊伟，2014：89）。由此可见，相较于宇文泰推进包容性改革时的平稳与宽厚，宇文护的执政具有两面性，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包容性改革，但同时也多了专权色彩。一方面，他在持续不断地吸纳精英，巩固执政基础，但另一方面又严厉地镇压反对派。公元563年和564年两年，随着北周国力的不断增强，宇文护联合突厥两度伐齐，但却大败而归，威望大受损失。为了巩固执政地位，宇文护被迫采取了更具为包容的政策，重新任用了曾经反对自己但又不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的精英（吕春盛，2002：214-215），这就为后来宇文邕亲政迅速实现政治整合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如此，宇文护“居相位时，政事亦似未大坏”（吕思勉，2005：657）。后来宇文邕虽然发动政变诛杀宇文护，实现亲政，但也是将政变的影响控制在宗室内部，不使其外溢，这就与北齐君主采用排他性改革导致朝廷上下各大精英群体陷入多重对立有着本质区别。同时这次政变也仅仅是铲除宇文护及其核心党羽，宇文护之前任用的其他精英悉数得到沿用，因此不仅没有严重削弱精英间的团结，反而为快速实现以武帝为核心的政治整合提供了条件。

周武帝的亲政标志着西魏-北周的政治进入第三阶段。在前期几位统治者推行政策效应的累积下，与内部陷入全面对立的北齐相比，此时的北周国力已经大为提升，并且已经形成了对北齐的战略优势。周武帝一方面废除了宇文泰和宇文护执政时期都设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府，防止在中央层面出现其他权力中心；另一方面他对府兵制作了进一步改革，改“军士”为“侍官”，强化君主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同时扩大兵员，“募百姓充之”（魏征，1973：680）。

图2 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年间的精英网络结构

如图2 所示，本文根据《周书》《隋书》等史料的记载对北周建德年间的精英间关系同样进行了可视化，可见周武帝亲政时期的精英网络与北齐后主在位时期的精英网络结构有着本质区别。在周武帝的统摄下，北周的政治整合空前增强，成为平定宿敌北齐最关键的政治基础。

同样作为因内战形成又长期处于战争压力下的国家，西魏-北周从立国到壮大，其统治者与不同精英群体间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与东魏相比，西魏立国初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更为不利。在东魏-北齐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为了西魏政权的生存，宇文泰创建八柱国制度，通过包容性改革来维护当权精英的团结，同时通过府兵制将地方豪右等精英吸纳进国家体制中来，推进政治整合。在魏周易代后，宇文护虽然专权，其推进的包容性改革在手段与成效上也均不及宇文泰，但仍然有所推进。因此西魏-北周的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动员能力仍在不断增强。周武帝亲政后推行了更有包容性的改革，他在提拔亲信的同时沿用前代精英，改革府兵制，终于实现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政治整合，为平定北齐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当然，持允而论，西魏-北周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推行的包容性改革的程度、手段以及收效存在差异。尽管如此，与东魏-北齐因排他性改革造成不同精英群体陷入多重对立的境况相比，西魏-北周能在与宿敌的长期对抗过程中通过包容性改革逐渐实现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整合，尽管这种政治整合的持续时间和成效都不尽相同，但它仍然是促使北周兴起并最终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政治实践也为隋唐两代结束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大分裂时期，重建大一统奠定了最关键的基础。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指出，国家建构是非线性的动态过程，对国家建构的研究不应止步于“战争制造国家”。深入国家内部，以统治者与精英的互动为抓手，“通过国家形成来研究国家”为动态地探索国家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同时，中国悠久的历史也为发展和拓宽国家建构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将国家建构的机制与本土经验进一步结合起来。

从结构/能动的视角切入，本文以北朝末年国家兴衰的历史为经验证据，探讨了在长期的战争压力之下，面对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为了实现政治整合，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与精英群体互动，由此形成的精英关系在累积的效应下最终对双方的兴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因此，对战争压力下的国家而言，如果精英群体间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统治者为了实现政治整合又采取排他性改革，即便国力一度强盛，引发精英的分裂和政争也必然会导致国力不断内耗，这种累积性的结果终将导致国家败亡。因此统治者只有通过包容性改革推动政治整合，才能防止精英分裂，提升国家实力，从而推动国家兴起。也正是如此，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唐，国家统一的洪流奔流不竭，最终将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从动荡分裂的低谷重新推向大一统的高峰。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文献来源：《战争、精英与国家兴衰的分流——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比较分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161-179页。

作者：杨端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秦汉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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