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故乡：

特别的时代印记

龙门印象系列之五十一

孙 华

时间无声无形，却自有其印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说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段，期间发生的许多事，影响甚至彻底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下乡知青、赤脚医生便身处其中。

这两个名词，在古镇龙门的村民中也曾流行一时。如今，倘若与年逾花甲的乡亲闲聊，他们多半能对此谈上几段，并且告知谁家的某某就是当年的知识青年或赤脚医生、现在已有六十几或七十几岁。

“赤脚医生”这一形象生动的称呼，其含义简而言之，就是半农半医、亦农亦医，穿上白大褂是医生，脱了鞋子下地劳动便是农民。

赤脚医生不是正规的医务人员，按现在的说法，叫做编外人员，且没有固定薪酬。他们不是科班出身，文化程度往往只有初中高中甚而小学。即使参加了卫生部门组织的培训，往往也是短期的、速成的。他们“从医”，要么是因为出身民间的“医药世家”或“草头郎中”，要么是由于本人有志悬壶济世而自学了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他们大多来自本乡本土，当然也有个别来自下乡知青。

那时，一度曾有85%以上的生产大队配置了赤脚医生，全国的赤脚医生因此达到150多万。在物质匮乏、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卫生观念落后的时代，这150多万人的作用自然相当大。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根除传染病，主要工作包括接生、疫苗接种、环境卫生整治等等，当然，也包括常见小伤病的医治。除了大病，乡民因此便不用出村，省钱、省时且效果不比正规医院差多少。这样的合作医疗，由于实效显著（百姓人均寿命是最主要的体现），曾吸引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卫生部门前来取经学习。

故乡的赤脚医生，留给我的最鲜明的记忆是：割早稻、种晚稻的“双抢”季节，如果手指缝或脚趾缝“发霉”，晚饭后便去赤脚医生处讨取红药水、紫药水；倘有割伤擦伤，就讨要碘酒。在就读小学时，打防疫针是经常的事，这也是由他们完成的。至今还记得，有的同学因怕打针而哭泣流泪，同学们会嘲笑他好长时间。

对于赤脚医生“高大上”的印象，则来自于露天观看的电影《红雨》和《春苗》。除去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两部影片所描述的形象，与我所体验的现实可说是基本符合的。

因此，现在听到某处发生了严重的医患纠纷，有时便会想到已成历史的赤脚医生。那个时代，医患纠纷可是非常罕见的。

与赤脚医生大多来自本乡本土不同，下乡知青来自城市。这个群体的人数，据有的学者统计，自1968年至1979年，全国总共达到1640多万。

知青下乡，除了显性的意识形态需求，还内隐着诸如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有400多万人）等许多现实原因。

对于下乡知青来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等等话语，必定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他们当时的人生篇章中，以下几个无疑是关键词：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些都带有浓郁的革命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当然也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发自内心的修养标准。

无论心甘情愿抑或迫不得已，知青们的奋斗业绩不可否认，比如对天寒地冻北大荒的垦植。他们中的一部分，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为下放地的百姓做了实事，比如做赤脚医生。往小了说，他们的更讲究的卫生习惯多多少少地影响了当地的青年农民，比如早起刷牙。

早先常听乡亲笑言，城里人分不清小麦与韭菜。这让我后来读到“五谷不分”时，在自然地想到“四体不勤”的同时，把“城里人”也捎上了。而小伙伴们明确将下乡知青作为调侃（未到讥讽程度）对象，则是豫剧电影《朝阳沟》放映之后。其中“左脚弓，右脚蹬”那句唱词、挑水时那组摇晃趔趄的动作，就成了不会农活的代名词。

就我所知，作为山乡的龙门也曾到过几批知青。他们被分到各个生产大队，从事相对轻巧的农活，也有做小学代课教师、供销社营业员的。他们最显明的特征是说话——带了上海、杭州等外地口音。这一特征，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也还相当易辨。

有时想，无论返城还是在龙门生根开花结果，无论后来成了精英还是处于社会基层，知青们的命运，都是与整个国家、社会紧密相联的。那么，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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