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 年 1 月 1 日，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作为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立宪制度的国家，当时的国土东至黑瞎子岛，西至帕米尔高原、喷赤河，北到外蒙古、萨彦岭脊，南至曾母暗沙，总面积达

1141.8174 万平方公里。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共和立宪之路，历经波折， 虽没有留下太多的鲜血，却凝聚了当时社会众多精英的毕生心血。梁启超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立宪人物，他是近代中国立宪运动发起者之一。

1894 年至 1895 年甲午战争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进程遭遇严重挫折， 国人开始怀疑既有的道路，认为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当时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主笔北京《万国公报》和上海《时务报》，他的众多变革言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中国近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梁启超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

他和他的同志在古老的紫禁城内外轰轰烈烈的推进维新变法，竭尽全力地要把中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变成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虽然只有短短 103 天就以失败告终，但这次运动却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

梁启超早年的宪政思想应该发轫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赫胥黎在该书中大量引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言人斯宾塞的观点。斯宾塞将生物进化的观点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了当时人们的信任。梁启超一度把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解释清政府学习西方宪政实行改革的必然性。

他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必须要进化到君主立宪政体，他对封建专制制度深恶痛绝。他认为在专制制度下，君主“使治人者有权，而受制者无权， 收人者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议一人独相天下人之利”，是最可痛恨的民贼专制政体。

在西方宪政思想体系中，梁启超最欣赏分权理论，他认为中国要想彻底改变现状，实现富民强国，必须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学习西方发达的政治体制，实行以分权为基础的君主立宪政体。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原则，结合当时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是不可分的。而由国会、国务大臣、审判厅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是可分的。也就是说，君主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三权使用上，提倡应该导入实行大臣副署制那样的责任内阁制， 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并以此为其君主立宪说立论。

在君主立宪模式的选择上，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倾向的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即修正了的“卢梭模式”。尽管日本模式可能在当时更受保守派的欢迎，但梁启超认为日本模式过于集权，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这期间的所见所闻及痛定思痛，使梁启超原有的立宪思想受到了深刻的冲击，梁启超意识到政治制度改革的推进必须有赖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此后，梁启超政治主张趋于温和渐进，开始呼吁实现人的近代化，提倡改造国民性，教育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

1906 年始，中国上演了一场激烈辩论，革命派和立宪派争论一个问题：中国到底该革命实现共和还是搞温和的君主立宪？对此，梁启超提出一个让革命派非常窘迫的论点：你们这些革命派实际上是远距离革命派！因为你们光顾着煽动老百姓去革命，自己却退得远远的，坐收革命果实，这样的革命派还好意思争论吗？当时的中国正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实现宪政。

他极力反对共和立宪制，认为共和立宪在当时的中国会引起革命和流血，人民的生活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国家也会因此而不稳定。他力推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宪政治，希望设立国会，制定宪法。梁启超认为宪法的稳定性十分重要。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 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积极努力致力于说服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梁启超全力支持袁世凯，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但在二次革命爆发后，国民党和国会陆续被解散后，袁世凯并没有重用梁启超的意思，梁启超觉得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所施展陷入困惑，袁梁二人开始渐行渐远。1915 年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袁世凯帝制必然失败，就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反对袁氏称帝，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 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一度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 年 9 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 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从《临时约法》起，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党还是北洋一系对宪法都缺乏尊重，双方后来在互相斗争中以及内斗中都无力顾及宪法完善，以至于宪法影响力越来越弱。鉴于此，梁启超痛心疾首地说：“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彷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但是直至北洋政府时期结束，梁启超的宪政理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没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鼓舞同胞唤起民族自尊自信，为救亡图存和中华复兴， 梁启超借助《春秋》中的“公羊三世说”来论证他的宪政理论。他认为

“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分别代表着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类社会由“据乱世”进入“生平世”然后进入“太平世”，国家制度也相应地由“专制”进入“立宪”再进入“共和”。立宪和专制的不同不在于国体是君主还是民主，而在于有无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

在追求宪政道路上，梁启超先是主张开明专制，后是主张君主立宪， 最后又在捍卫共和立宪。虽然主张不同，但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即逐步有次第地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在梁启超看来，国家的强弱与宪政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其重视宪政和法制。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

穿过历史岁月，虽然我们在宪政的建设之路上未必都认同梁启超当年的思想，然而，他对自己所追求思想的执着，为国家立宪理想而奋斗一生的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鞭策后人奋发图强。

他和他的宪政思想如星辰般，在 20 世纪政治史的黑暗夜空中发出耀眼光辉，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