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东北的政局动荡时刻牵动着日本人敏感的神经，自1905年在日俄战争获得巨大胜利后，日军早就将东北这块富饶的土地视作自己早晚要拿下的“战利品”。可是，在与东北王张作霖打交道的10多年里，日方始终没能扩大自己在东北地区的利益，这让关东军中的许多主战派军官感到极为不满，直到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爆发，日军与东北张氏集团算是彻底撕破了脸，接下来的每一次交锋双方也基本上算是开始打明牌了。

自从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全面吞并东北的国策之后，被其视为最大阻碍的人只有2个，首先是张作霖，其次是杨宇霆。不过，在许多日方高层人士看来，只要加大怀柔力度，这二人完全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归附日本，可是对于日方的各种不平等要求，张作霖的态度一直都是一个字：拖。

经过漫长的等待，日方最终对张作霖彻底丧失了耐心，随即准备在奉军内部寻找可以扶植的代理人，而此时能够左右数十万奉军的将领只有旅日派的杨宇霆以及保定帮的郭松龄。相比于杨宇霆对日方的暧昧，郭松龄对日本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汉贼不两立，所以在1925年郭军反奉时，日军强势介入并不惜以全面开战的警告来震慑郭松龄的军事行动。

在郭松龄被处死后，在日方看来此时的东北似乎只有杨宇霆一人可以拉拢，其余的奉军主将不是皖系降将就是绿林老把式，全部难堪大用。所以在皇姑屯事件后，日本人曾一度劝解杨宇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张氏家族在奉天的势力，可是此刻杨宇霆对日的态度却忽然大变，完全没有与日方合作的意思。

正因如此，日方高层在发现自己以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干掉张作霖后，竟然还是不能在东北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最终不得不把怒火撒向了事件元凶“河本大作”，将其直接开除军籍。不过，没过多久日本人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扭转局面的机遇，那就是根据谍报人员提供的信息，此时的奉军内部对于是否易帜的问题发生了较大分歧。

在杨宇霆看来，此时的东北军兵强马壮完全不必理会关内北伐军的统一呼吁，可以利用自己手中庞大的砝码来继续与日本人周旋，这样就可以发挥出奉系最大的战略价值。可是，此时的少帅张学良认为，日本人先是与他有杀父之仇，其次如果不能跟南方统一，那么其统帅的地位就会一直被杨宇霆的势力所掣肘。

而正是因发现了张杨二人存在原则性矛盾后，日本人主动向张学良发起心理战，企图以离间计的方法挑拨两人间的猜忌，并最终借张学良之手除掉最后的障碍：杨宇霆。在正式宣布东北易帜后，张杨二人不合的消息已经在整个东北传的满城风雨，此时日本人派出顾问前往少帅府，在见到张学良后主动送上了一本《日本外传》，以日本的历史来映射当时奉天的政局，告诫张学良此时的杨宇霆就是曾经的日相德川家康，如果再不动手那么张氏家族就会变成第二个丰臣秀吉。

结合杨宇霆的种种“罪行”后，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以诱杀的方法处决杨党，随着老虎厅内的几声枪响，日本人在东北的最后一个障碍被彻底清除。而仅仅2年后这个在军阀混战时期曾一度摄取民国权力顶峰的奉军被日本人一口气打出了东北，作为执行枪毙杨宇霆的卫兵高纪毅曾回忆道，在日军占领东北后，张学良曾私下对其说过，枪毙杨宇霆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对于中了日本人的离间计，这名年轻的少帅最终付出了自己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