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汉三杰”中，韩信为汉朝的建立功劳最大，其军事才能无人能及，却最终不得好死，司马迁在《史记》中质疑其死，

“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意思是当初韩信手握重兵可左右楚、汉的局势下都没有变心，难道还会在解了兵权时造反吗？

三杰中韩信较萧何、张良同刘邦私交最差，出身也较二人低微，因在项羽旗下不得重用才半路追随刘邦的。

《史记》记有韩信在乡下做百姓时“贫无行”，他不但穷而且品行也不太好，所以“不得择为吏”，这一点可以反映出在秦未未大乱时，秦朝的基本法令和规章制度还是能够得到执行的，底层公务员选拨必须过“品行”一关，由于韩信不招人待见，故而不能举荐为官，即是最小的村长也不行。美男子陈平倒有了例外，陈平私通其嫂却因他在庄上逢年过节分肉时，分得公平合理老幼皆喜，大家把这点污点忽略不计，认为他很好，这叫欲先得之必先舍之。

但韩信没这么圆通，也没怜悯的心态，自恃才高也懒得去找工作，常在一亭长家蹭饭，秦时亭长也相当于乡副科级干部了。亭长自个倒无所谓，不就吃点饭吗，堂堂一乡长也养得起，但亭长妻不干，时间久了就生反感，趁他没回把饭吃了，不留给韩信，韩信见状心中自然也明白，再也不上亭长家蹭饭了。这一点从侧面也反映了韩信“无行”不能为官的基本条件，不能违背秦朝法令原则，否则，亭长用自身关系就可按排韩信一个村长之类的职务，也解决了他在家蹭饭的问题。亭长又何乐而不为呢？

韩信功成名就后，只报洗衣老太太的一饭之恩，连曾受其“袴下之辱”的人都能原谅，却对亭长说什么有始无终。而羞辱了亭长一番，难道在韩信看来，亭长妻就该白白养他吗？这或许是韩信怨亭长当时没利用职权之便、为自个谋个官职出的怨气而使出的报复手段吧。

汉四年，项羽围困刘邦于荥阳，韩信手握数国重兵，天下局势在他的掌握之中，为楚则楚胜，为汉则汉兴，盱眙人武涉劝说韩信倒戈或自立，被韩信拒绝，且说“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并说以前在项羽营中“官不过郎中，背汉王不祥”。韩信的回答与对齐人蒯通的劝告基本相同，但却趁刘邦危急时，要挟刘邦而得到了齐王的封赏，既然刘邦会脱衣与他穿，把自个吃的饭都让给他吃，难道还担心立了功后没封赏吗？这种乘人之危不顾大局要挟到的官位，犯了刘邦心中大忌，刘邦从此就多留了个心眼。可见韩信有军事天才却对世事的无知，在他看来这似乎应得的，只任自个性子行事。

汉朝政权的逐步巩固，韩信也被刘邦降职改封了淮阴候，刘邦在朝设宴，酒酣耳热之际，刘邦问韩信自己能领多少兵，韩信实话实说“皇上最多领兵十万”，刘邦问“那你呢？”。韩信目仰天空，轻轻一叹：“臣多多益善”，这是一种多么的高傲和目中无人，刘邦果然是心中来了气，追问句：“那你咋能任我驱使？”，韩信終说了句不象官场话的官场话，“皇上不善用兵，却善驾御人”，刘邦算是释了怀，但韩信走时，他一直乜斜着眼盯着他的背影直到看不见。可见刘邦对他的忌惮。韩信身为臣子，不该毫无保留的把事实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出来，有揭领导短处之嫌，须知，功劳永远都是领导的，这是千古不变的官场定律，即是能取得业绩也是在领导的英明领导下才取得的，韩信没把做臣子的地位放在该放的地方，犯了官场大忌。

萧何在沛县法院当官时就与刘邦私交很好，刘邦是亭长职务，史书说刘邦是无赖子，但为人大方，况且有一富甲一方的老丈人，虽说自个身上没几个钱也留不到明天，但有老丈人又是亭长，自然交游也广，曹参是公安局长，萧何是法院院长，三人不定还同流合污，应了相护之语，三人算是铁哥们。陈胜起兵时，刘邦已逃亡在外，萧何曹參纵勇沛县县令请刘邦协防沛县，刘邦已聚数百人，此时还算是匪类，但萧何曹参能联系到，二人不但有私纵、窝藏逃犯的嫌疑，还有警匪一家的违法勾当，可见三人私下来往不浅，消息也弄的明白，要不沛县县长怎么让其三人轻而易举杀了而占了沛县呢？刘邦后来连萧何都心存怀疑，韩信的死就是迟早的事。

野史相传刘邦与韩信有约，许韩信“三不死”，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兵(兵刃)不死，可谓万无一失，就剩除非老死了。韩信是久经沙埸，什么样的死法都见过，都离不开这三条的任何一条死法，但他错了，下三滥手段他远非萧何曹参的对手，萧何曹参专职“查人、抓人、关人、判人、处决”人犯多年，手段方法多的是，死法怎能以战场相同？萧何在吕雉的指使下，把韩信骗入长乐钟室，缚住用钟罩住缢杀了韩信，这一点刘邦没欺韩信。萧何是堂而皇之的遵令行事，算是说话算话，兑现了承诺。

韩信到死只知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却没想过萧何曹參曾经的工种。后人只总结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归根结底要与些什么人在一起。凭韩信只知天下大势，战场上纵横弛骋，不知明哲保身、大气炎炎的个性，岂是曾经的小人对手？司马迁的质疑只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忽略了韩信、刘邦、萧何的个性和出生。不死韩信死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