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当前机遇期的三大逻辑：从中西方两次经济分叉说起

　　藏波

　　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盛行、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欧洲银行危机、人民币汇率波动、石油美元卷土重来等字眼频繁见诸报端，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蕴含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三大逻辑：一是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民粹主义就会压制民族主义而抬头，特朗普执政、英国和意大利公投都是民粹主义主导下的典型案例；二是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大数据减少了信息交换的成本，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因此获得指数级增长的信息，但同时也造成了市场预期的动荡，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美联储加息均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三是金融脱媒的速度超于制度设计者预想，由此带来了欧洲银行危机。在如此的全球变革时代，我国经济也正在经历增长速度换挡、新旧动能交替、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进入“深水区”相互叠合的发展阶段。

　　但从引致全球变革的三大逻辑来说，我国仍具有横向比较优势。首先，我国的中高速增长与其它主要经济体相比，还属于高增长。美国去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率为3.2%。大国中只有印度增速略高于中国，但印度的GDP总量大约只有中国的1/5。其次，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市场化大幕已拉开，当前各方的预期波动是市场化变革初期不可避免的附产品，未来随着交易信息的进一步扩充，各方预期将会逐渐趋于稳定。第三，金融脱媒确实对传统银行的间接融资业务冲击较大，但我国的大中型商业银行均具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以及较高的拨备覆盖率，这为传统商业银行的转型提供了资产质量保证。

　　综上来看，我国虽处在全球深刻变革和较强的外部冲击之下，但可以依托国内经济政治的横向比较优势，实现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双重跃升。从历史的维度考虑，我国和西方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经济分叉，但均遗憾地“擦肩而过”，这其中究竟蕴含怎样的逻辑，我们来回溯一下：

　　超级稳态和大国孤立主义导致了中西方1500年前后的第一次分叉。该时期的明代统治者极尽追求超稳态的“男耕女织”社会形态，统治阶层的这种追求意外地得到了两种植物的帮助：一种是宋代的水稻，另一种是明代的棉花。水稻可以满足百姓温饱，而棉花的大面积推广促进了纺织技术的逐渐成熟，这为过剩劳动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出口，该判断可以从人口最稠密地区和棉花栽培主要基地均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得到印证。

　　同时期的西方，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位君王的权力受到控制，一场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欧洲的经济轴心由南而北，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东岸地区转移。

　　而在东方的明朝，从上至下都没有察觉这一历史性的变局，成熟的农业文明虽达到前所未见的繁荣高度，但与之相伴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历经千年打磨趋于精致。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二是内忧。明代治国者采取的策略分别为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如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万里的明长城以及“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通常被看成是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那时，“郑和七次下西洋”表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但严厉的禁海令使得唐、宋、元以来繁荣数百年的泉州、明州等大型港口城市，迅速从世界级港口序列中退出。尽管有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向世界。另外，顾准、黄仁宇认为“家纺户织”的乡村工业阻碍了工业化进程，使得工业革命的星火无法从棉纺织业中迸发出来。于是，14~15世纪，中国与世界潮流分道扬镳。

　　私权抑制行政公权导致了中西方的第二次分叉。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虽取缔了宰相制度，但还保留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代替内阁，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隆庆门墙角边的一排小平房中，至此，行政公权基本被皇室私权所抑制。所产生的后果，一方面出现了类似于元代“斡脱商人集团”那样的商人食利群体，如“皇商八大家”；另一方面由于皇权对生产要素的集权式统治，技术进步因此成了无源之水。

　　在部分学者绘制的中西方“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可以看出，到了15世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时段的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尤其是17世纪，西方进入智力大爆发时代，在这100年里，出现了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费马尔、莱布尼茨、帕斯卡尔等天才级大师。而在政治制度上，西方各国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

　　以史为镜，我们发现当前中国所具有的三大横向比较优势，使得“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中西方两次经济分叉的历史经验，更提供给我们把握当前历史机遇的三大逻辑：一是坚定不移秉持改革开放理念，坚决不参与“大国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下的零和博弈；二是行政管制应逐渐从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和资本）配置当中退出，进而为工商参与者提供从要素到产品的全周期经营权；三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防止私权对公权的侵占，进而培育有利于商业竞争和技术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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