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对甄士隐到底如何？很多人读红楼的感觉就是贾雨村对甄士隐给他的帮助，基本是无视的，对英莲找到了也没有让甄家知道等等，但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么？其实红楼对这一段也是假语存真事隐，要读出来其中不同的细节的。

笔者在葫芦案的那一节，已经分析了，贾雨村办理的葫芦案对拐子是严惩的，为甄家是报仇的。而他若说出来被拐的是英莲，以贾雨村的身份关系，按照规定他在案件当中是要回避的。因为他娶了甄家的娇杏，娇杏已经扶正，而且这类情况娇杏要当甄家养女，不能再是奴婢了。葫芦案也只有贾雨村来办，拐子是要被挖出来严惩，其他人来办，都不会是揭露拐子，让薛家或冯家买英莲有瑕疵，案中各方也不会承认英莲的拐卖。贾雨村在葫芦案上，把拐子给定性了，等于给英莲恢复了良家背景。良家背景对英莲能够很快在薛蟠娶亲之前，就成为了正式的妾，而且后来在通行本里面还扶正了，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是贱籍买来的，是在有身份可以穿长衫的官商之家，古代礼法是不允许扶正的，他其实是最大限度的帮助了英莲。本节下面要分析的重点，就是当年甄士隐给贾雨村的人情有多大，而贾雨村又怎么还甄士隐的人情。

书里对贾雨村与甄士隐怎么认识的，是这样写的：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生于末世，就是赶上改朝换代，家业没有了。而贾雨村当时的身份，书里没有直接介绍，不过从书中他要进京会试来看，则贾雨村是举人无疑，而他在葫芦庙，是因为“淹蹇住了”，也就是发大水，走不了阻碍了行程，遇到的是一时的困难。这里的前岁，不是前年，而是去年！例如唐韩愈的《祭湘君夫人文》：“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历史上韩愈于元和十四年贬潮州，十五年作此文。所以书中故意的一个歧义，贾雨村在葫芦庙中的时间有限。

贾雨村遇到困难，酒后告知了甄士隐，甄士隐毫不犹豫就解囊帮助了。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馀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

上面的情节要注意几个细节，一个是贾雨村说出来了困难，然后甄士隐说了“大比”和“春闱”，这个都是会试专门的特指，说明甄士隐得知了贾雨村是举人。而甄士隐给贾雨村支持，似乎是雪中送炭，但贾雨村的表现“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很多人看到这里，已经觉得贾雨村的不近人情了。

而更进一步让读者觉得过分的，则是贾雨村的不辞而别：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这个情节被当作了贾雨村冷漠和不近人情的证据，但实情则应当是真的时间紧张，要急着赶路。

贾雨村急着走，应当是时间紧急，他本来就是要赶考的，因为“淹蹇”才在葫芦庙，时间肯定是不宽裕的，所以是“事理为要”。因此贾雨村一早就赶路，如果他等甄士隐睡醒再去面辞，肯定要再等一天后才能出发了。读者可能还有一个不知道的事实，就是举人赶考，是可以走驿站的，政府是补贴的，也就是有“公车”。历史上的公车上书，就是指进京赶考的举人上书，举人有一个别称就是叫做公车。贾雨村要是不遇到路上的情况，他去赶考，路费应当是足够的，这个情况与元代戏曲时的赶考需要自费，是不同的。而贾雨村如果走驿站，因为“淹蹇”的原因，应当肯定是赶不到考场了。书里前面情节还有一个细节，甄士隐要给他银子，是让贾雨村“买舟西上”，也就是单独租船，坐船绕路赶往，在金陵往西走，是逆江而上。传统的南京到北京的线路，行程走法则是向东顺江而下，到镇江走扬州陆路或者水路的京杭大运河。当时陆路或者运河正常的路线，应当是被大水“淹蹇”给堵塞了。既然绕路，贾雨村的行程肯定是时间非常紧张的。

对甄士隐给贾雨村的钱，现在不少人分析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对普通人家五十两银子是一个巨款了。《金瓶梅》里面买一个粗使丫头是5两，一个能够干点活的，6两。虽然清代银子比明代贬值，50两也是大数目。红楼里面赵姨娘的家属死了，家生奴给20两，外卖的给40两。刘姥姥进入大观园得到20两，所以50两绝对的大支持。明清时代的农田，大约平均二两多一亩，可以买很多土地了。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人情的大小，理解是有误的，虽然50两银子对当时的普通人已经不小了，但对一个赶考士子的投资角度，在当时的潜规则下，却是反过来的。

甄士隐为何立即给贾雨村拿钱，原因就是喝酒知道了贾雨村举人身份，要春闱大比去考进士，同时对贾雨村的才情非常认可，认为他多半可以中进士。过去举人基本都可以做官的，三次会试之后就可以大挑举人，大概率可以当上知县，比如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就是大挑举人当的知县。还可以看看《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之后，立即就有人拿钱，而且中举了就很快做官了。所以贾雨村自带信用，对甄士隐只不过是“略谢”而已。为何是略谢？现代人不知道的是，在当时对甄士隐而言，遇到贾雨村才是奇货可居。贾雨村是举人，甄士隐给贾雨村钱，以对举人赞助考费，应当给的钱数标准衡量，在当时的社会，是一点也不高。就如吕不韦遇到异人，给异人多少钱，都是一笔重要的投资，而不是友情赞助捐款。

真实的情况给五十两到底多不多，当时社会的潜规则怎么样？可以看《儒林外史》里面的情节进行验证。《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现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与《红楼梦》是同时代刊行的，该书是以写实著称的，很多内容是当年社会潜规则的写照，其中的科举世态，互相可以印证。

在《儒林外史》当中，范进一中举，立即就有钱有房了。第一个向范进道贺送钱送房的，就是胡屠户眼中的牛人，大乡绅——张静斋。他出手不光是给了五十两的银子，还有县城里的一处大宅子。 “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还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三进就是三进的院落，三间是院子面宽三间房（中间中堂，两边是书房和卧室），这个标准的大宅一般占地800平米，大约一亩三分，所以用你的“一亩三分地”来指你家私属空间。范进中举之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也就是说田产都有得送的，甄士隐见到贾雨村是举人，把自己的家产都送给贾雨村都是可能的，因为在古代江浙是重税的，中了举人，就是有人送田产，然后一起享受免税的好处的。因此范进中举之后不久就财产暴增了，“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著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所以在古代，有穷酸秀才没有穷酸的举人。

贾雨村的困境，就是身在异乡，没有人识得他的举人身份，而甄士隐发现他是举人，发现了奇货可居，因此赶紧拿钱生怕慢了，立即就“速”封了银子送来，书中一个速字把当时的状态生动的写了出来。儒林外史第七回中范进“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 很快，范进由范学道升为了范通政。在十八回中描述范进时“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约弟同行，顺便返舍走走。” 通政使是正三品，属于副部级，算是衣锦还乡了。正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范进无疑是幸运的，在五十七岁那年终于考取了进士。而书中范进当时中秀才是首卷，也就是第一名，也非常不容易。范进的中举，对各方想象空间很大，他当时五十多都不算老，因此争相送钱给他，才是当时的社会规则。当然范进成为高官，所有给他送钱的人，潜规则的投资回报极为丰厚。

与此类似的，五十两银子，给的真的是不多，在《儒林外史》当中，范进老师周进他人给的银子数量四倍于范进，而且当时周进连秀才都没有中。《儒林外史》书中写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不知道是悲从中来的发泄，还是灵光乍现的奋力一搏，周进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他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几个商人得知原委，答应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让他纳监进场。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备了二百两银子，交与金有余；一切多的使费，都是金有余包办。……正值宗师来省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见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觉喜出望外。……金有余同那几个客人，还不曾买完了货。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众人个个喜欢，一齐回到汶上县拜县父母、学师。……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试三甲，授了部属。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周进当时连秀才都不是，是路人见他的可伶，就给他凑了二百两两银子捐了一个监生，他才获得了考举人的机会，然后考上了举人。

当时周进的情况，比起范进和贾雨村是举人，还要差太多了，这都有人给范进和贾雨村的几倍银子，因此甄士隐给贾雨村50两银子的举动，不是纯友情帮助，而是抓住了投资贾雨村的良机。类似的情况，还有胡雪岩的传记，当年胡雪岩的发家，也是给一个捐官的王有玲，私自给了他几百两银子，让他的捐官生效，而捐官补到实缺的机会，比科举得中举人的机会还要小。为啥给他们银子，不是友情不是善心，就是投资性的豪赌，大概率可以获得超额回报。

写到这里，前面都是小说和传说，但笔者还可以讲一段可能与自己家还有交集的真实历史。典故是关于徐郙的故事。徐郙[fǔ]，同治元年（1862）状元，先后授翰林院修撰、南书房行走、安徽学政、江西学政、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拜协办大学士，世称徐相国。清咸丰年间，史（梦兰）在京偶遇来自南方江苏嘉定落榜不第的举人徐郙。徐郙赶考在1860年前后，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捻军等驿站中断，返回上海下次赶考再来京也不方便，英法联军进北京也乱，同时准备在北方待考下一科会试。落第举子奇货可居，经史梦兰周旋到京津城外备考，先把徐郙介绍给汀流河刘石各庄刘家借居，他嫌刘家待他不够好，没有新房，族人不够恭敬，又跑到了乐亭庙上崔家。崔家为了支持其读书，在冬天抢工盖房，不惜工本以酒和泥以不冻，支持了徐郙三年。徐郙和崔佑文的五哥崔长文结成金兰之好，拜了崔母为义母。徐郙再次进京应试，一举得中头名状元，徐郙的状元喜报给报到了乐亭崔家，所以徐郙变成了地方志记载的乐亭状元。古代各地也是争状元，也不是随便可以说状元是本地的。写入地方志算地方官政绩，能够写入地方志，把江苏状元变成河北状元的关键，就是他中状元的官方报喜给了谁。徐郙是家中没有族人，与贾雨村状态类似，所以谁出资支持他科举，得中的报喜就给谁。崔家支持他，中状元一般难以期望，但只要中进士的喜报过来，就不得了。所以崔家对徐郙的花费是投资，最后高中状元应当是超预期，能够考中进士应当就是非常满意了。徐郙高中以后崔家的所有投资，是暴利回报。崔家可以按照翰林的规制修他们家的大门了，而且算做翰林的家产都可以免税了。崔家豪门大户，仅仅是免税的利益就极为巨大。笔者奶奶是唐山刘家出身可能与之相关，好友人大的贾晋京教授特别找了这个典故给笔者。

过去穷酸的是秀才，举人是周围的人可以投献的，奇货可居。徐郙就是一个落第的举人，而且家贫钱不多，没有宗族支持，是一个绝好的投资对象，双方对这个投资的价值都是清楚的。过去粮食的相对价格比现在高多了，而酒更贵，要四五斤粮食才出一斤酒，以酒和泥给徐郙盖房，多么奢侈就可以知道了，这可远远超过甄士隐的五十两银子。徐郙与贾雨村是可比的，徐郙的举动，比贾雨村对甄士隐，那要高傲难伺候多了。因此古代的举人要缺钱，必有特别原因的。举人贾雨村的穷是路上的意外，他的穷举人之穷是相对的，是与贾府巨富来比较的，不是与一般百姓甚至乡绅来比较的。碰到有才干的举人缺钱，就是机会，只要有钱，都会扑上去的。贾雨村的举人应当也是刚刚中举的，应当没有会试落第的记录，那么他中举应当是在秋天，也就是书里的前岁，所以贾雨村中举之后，与范进不同，应当没有回乡敛财，否则不会身上钱不多的。

按照贾雨村的性情是喜欢云游，过去讲壮游，杜甫有《壮游诗》可以看看杜甫转了多大的圈子，读书人行万里路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读书人云游的费用，就是卖字和教馆，红楼贾雨村也是如此，葫芦庙是卖字，后来扬州的私塾教馆。贾雨村此时的“淹蹇”应当就是在云游的途中，不在赶考的驿路之上，去北京赶考要自己承担费用，而且也因为“淹蹇”，回不到驿路之上了。贾雨村的籍贯地湖州到北京赶考，古代最好是走水路，从太湖直接进入到京杭大运河，不会到达金陵，也就不会葫芦庙见到甄士隐，所以贾雨村应当是在云游途中，正常情况是他要从金陵水路顺流东下，回家再北上走驿站赶考，只不过在葫芦庙耽搁了差不多一年。贾雨村标准的赶考路线京杭大运河，古代真的是会淹蹇的，尤其是黄河发水导致淤积啥的。因此书中是“买舟西上”！

甄士隐挖掘贾雨村的奇货可居，贾雨村的举人相比其他举人还有优势：一来他非常年轻，不是范进周进那样五六十岁的人，二来则是他的相貌非常好，书里描述他相貌：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贾雨村就是一个伟岸男子汉的形象。相貌好不光是点翰林的时候有利，他年轻可以多次会试，三次会试之后就可以大挑举人了，也就是有了当县令的机会，就算考不上进士，举人最终也是大概率做官，能够当上县太爷一级的官吏的，而且大挑举人是王公住持，主要就是挑相貌好和年轻的，贾雨村优势巨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贾雨村是湖州人士，科举乡试是看籍贯的，湖州也是著名的科举之乡，中举非常困难，但中举以后，进一步得中进士的概率非常大，远比其他一般地区考中进士的比例大。所以贾雨村就是甄士隐的机会，不是简单的甄士隐的乐于助人了，这个规则是甄士隐贾雨村都知道的，因此贾雨村不介意和略谢一语，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只不过现在的读书人地位下降太多了，大家不能理解了。

书中的贾雨村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官方的喜报给了谁？书里没有说，但实际上贾雨村家里没啥人了，应当是与徐郙类似，是给了甄家的，甄家拿着就可以避税了，利益巨大。只不过当时可能甄家被火烧搬家以后，找不到他们了。贾雨村到如州，应当有意的在寻访甄家，否则娇杏门缝里面看新老爷，怎么就被发现和传了封肃去府上问话呢？如果贾雨村把他中进士点翰林的喜报，都报到了贾家，那么贾家还要立一个翰林牌楼的，也应当没有了以后的“擅纂礼仪”一说了。贾雨村若是贾家相关的入赘女婿，喜报报到娇杏甄家，属于妾的娘家了，当然是“擅纂礼仪”了。因此书里面是贾家人视角，贾府从不提贾雨村是翰林，因为他的翰林喜报没有给贾家。

书中对甄士隐支持贾雨村赶考的银子和衣物，贾雨村是加倍还了钱和物的！书中是：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红楼贾雨村还钱，与范进周进拿别人送的银子，还是有本质不同的，而且是加了多少倍的还了钱的。

书中甄士隐给贾雨村是“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贾雨村还的是“两封银子四匹锦缎”。这里两个“封”字是含义不一样的。一个是动词，是包装封装的意思，另外一个是量词，书里故意这样暗写。封作为量词的时候，一封银子是五百两，二百五正好是“半疯”，骂人的二百五这个词，就是从这一个典故来的。二百五原来和银子有关，想来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读者多半没有注意和读懂这个细节。五百两银子一个封装起来，重量正好是三十多接近四十斤（金衡16两一斤，清代一两银子是37.30克，一封银子算上包装大约就是现在20公斤的一个旅行箱的重量），便于携带搬运。而锦缎是用匹这个量词的，一匹古代的单位，《说文解字》，匹，四丈也。从八匸。八揲一匹，八亦声。普吉切文七。也有说是十丈的。过去是窄幅的，一匹的面料，大约可以做一套汉服。

甄士隐当初给的是两套冬衣，贾雨村还了四匹锦缎。而锦缎，在古代没有机械织造电脑提花的时代，是极贵的丝织品，价差是远远超过有了机器纺织后现代人的价格概念。丝绸品种出现了细化，主要有绢、绮、锦等三类。绢是平纹丝织品，具有质地轻薄、耐用平整的特点，绮是有花纹的丝织品，分为逐经提花和隔经提花两种。锦是经人为加工后，织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美观大方，华贵庄重，价格最高。锦缎是般指经纬丝先染后织，色彩多于三色，以经面缎、斜为地、纬起花的提花熟织物，是色织绸，比一般的丝绸要贵很多的。织一匹绢，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费时五天才有织成。织一匹绮，需要五个人，耗时更长。为皇室和贵族专供的织锦面料，是普通丝织品二十倍以上的工作量，织造高级锦缎一匹有的甚至长达数年。所以锦缎的价格极贵，大观园买窗帘等，当年就是花了二万两银子，窗帘用的是纱，最薄最便宜的，是不要用锦缎的。贾雨村这四匹锦缎，可能也是需要千两银子的。

因此书里面是甄士隐给了贾雨村五十两银子，贾雨村还了甄士隐一千两银子。而甄士隐给了贾雨村两套普通冬衣，贾雨村还了四匹锦缎。价值对比起来，都是给了大约二十倍的样子。甄士隐对贾雨村的投资，是取得了超额回报的！所以贾雨村对甄士隐给他的财物支持，不是加倍奉还，而是加倍再加个零的奉还了。

另外贾雨村娶娇杏，也是给了丰厚的聘礼，花了大价钱的，反而带有极大的情谊。书中：（贾雨村）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说，乃封百金赠封肃，外又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赡，以待寻访女儿下落。这个聘礼书里明确写是百金，对百金有很多理解，有多种理解，可以是一百斤铜，也可以是一百斤银子，也有一百两银子也叫百金的，不过红楼的书里面银子多少两就说银子多少两，从来不说多少金。所以书中对百金的理解，应当是明清最常见的理解，是一百两黄金。按照古代大约金银比价一比十，等于是贾雨村又是给了大约1000两的样子当娇杏的聘礼，因为给银子一千两是几十斤重（古代金衡是16两一斤）。封肃送娇杏过来，那么重的银子是一个人拿不走的。

同时封肃送娇杏过去，根本没有谈钱谈聘礼的想法。对他们能够攀上知府，把婢女送过去为妾，已经是非常满意了，贾雨村前面的两封银子四匹锦缎，对甄士隐当初的50两银子两件冬衣，不光还人情足够了，算上娇杏的身价和聘礼也是足够了。贾雨村再给百金聘礼，就是深情厚赠另有相求了，还“又谢”甄家娘子，应当还有价值不菲的事情。结合书中情节和社会逻辑，贾雨村的诉求应当主要是抬升娇杏的地位，婢女变养女才有“好生养赡”，若是婢女贾雨村买走就与甄家无关了，养女娶走则甄家娘子是贾雨村的丈母娘，贾雨村是要养赡的。娇杏是厚礼聘娶的甄家养女，地位极大不同，以后才有扶正的可能，贾雨村此时应当已有将娇杏扶正之心。不过由于甄士隐男主人不在，养女的礼仪过程应当没有办完善，惹得贾雨村扶正娇杏后来被参劾革职。

娶娇杏这一千两银子是啥概念呢？第四十七回贾赦终究费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贾赦买入的嫣红，应当是当年顶级扬州瘦马的价格，而贾雨村的葫芦案，给冯渊赔命，冯家人满意的多多要钱，赔一个小乡绅的命，高估的情况下，也就是银子1000两。贾蓉捐一个五品厅级官员的龙禁尉，也才1200两银子。所以贾雨村的两封银子四匹锦缎之外，再给娇杏的百金聘礼，真的是灰常丰厚，足够甄家复兴了。

至此贾雨村已经花费了1000两银子、四匹锦缎、100两黄金，大概价值3000两白银的样子，而甄士隐一家得到3000两白银，大约是与一个中等乡绅全部家产相当的，等于原来火烧掉的家产，贾雨村给置办回来了。后来书中王熙凤计算的贾环婚娶立家的账，也就是花费3000两银子。贾雨村原来是穷儒，他给甄士隐这么多的银子是哪里来的？贾雨村当的是知府，养廉银才2400两，如果是知县，只有1200两。知府的俸禄是80两银子80斛米，知县是45两银子，45斛米。唐朝之前一斛是十斗，宋朝之后一斛只有五斗，当时的米价波动极大，但平均下来大约价格与一两银子相当。一斗是十升，大约60斤。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贾雨村新上任，他的养廉银俸禄等收入，应当是全部给了甄士隐一家了。新官上任来，各种花费巨多，各种潜规则要花钱的地方也非常多，本来都该用养廉银支撑的，养廉银可不是都能够自己揣兜的钱，包括他的办公费用和各种支出的，但他的这些银子都给了甄士隐一家。贾雨村是没有贾政的家底，可以找家里去拿钱的。该花的钱没有花，潜规则没有办，因此引发各方对他的不满，贪酷的说法就来了。没钱没有遵守潜规则，与他第一次被参劾而革职，是幕后直接原因。等于是贾雨村为了及时报答甄士隐，那可是真真切切的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与此对照比一下，书中靠贾府保荐才当上县官的赖嬷嬷孙子赖向荣，在贾府危难缺钱的时候，贾政开口借五百辆银子，却只肯给五十两打银子来应付。而他当知县日久，书里就说手长特别会捞钱，他赖家也靠贾府有了大观园，根本不缺钱，而且贾政还是借钱，要还的。赖尚荣对贾家，与贾雨村对甄士隐一家，是天壤之别。

还有人说书中后来贾雨村当大官路上遇见到甄士隐，也没有特别的接待，没有叫随从。第一百三回，叙贾雨村事，“升了京兆府尹兼管税务”。出差途中，贾雨村见甄士隐，心想“离别来十九载”。后来甄士隐的庙里着火了，贾雨村也没有管，做得不够尽人情等等。不过在书里这一段，贾雨村的内心是不安的。他没有与甄士隐走得很近，也是有身份的限制。古代官员与僧道私密往来，也是避讳的。宁国府贾敬好道，就是准备在官场上别混了。各种造反的组织，都与僧道有关。当时甄士隐的身份是不明的，所以贾雨村非常避讳手下人看见他与甄士隐的过多私密交谈。原因还有御史是可以捕风捉影风闻言事，对此甄士隐也是懂得的，他也在躲避贾雨村。倒是书中结尾的时候，在贾雨村被革职以后见面，他俩的交谈正常了很多。在这个时候，甄士隐俨然是一个可以未卜先知的大师了。

还有一点，通行本当中英莲的结局，甄士隐很满意，认为被拐只不过是人生一劫。英莲最后的结局也与贾雨村葫芦案揪出了拐子，确定了英莲拐卖身份有关，其他人办案拐子就未必被惩治。英莲属于拐卖，到薛家就不是买来的奴婢，才有扶正的机会，地位也会高很多。原著到第二十九回香菱就带着自己专属的丫鬟臻儿了，而且薛家贾家的重要活动也以姨娘出席了，她是正式的妾还有专人服侍。书中甄士隐一家与薛家的情况，甄士隐受岳丈的气，但岳丈见新任知府贾雨村都“封家人个个都惊慌”，而贾雨村复职升任应天府知府，要看贾家薛家这群勋贵世家们的脸色。所以甄士隐家当时的门第攀亲薛家，女儿的身份就是一个高地位的良妾，薛家在薛蟠未娶亲的时候，就给香菱明媒正娶地位而非丫鬟收房，应当考虑了当初英莲的身份。到通行本最后的结尾，香菱被扶正了，薛蟠也悔悟对她好了，还生了薛家的独苗以承宗祧。这个在古代被认为是结局很好的，比红楼里面的很多人物都要好。在甄士隐嘴里就是“幼遭尘劫”和“产难完劫”，能够有孩子“遗一子于薛家以承宗祧”，他要去接引了。古代评价人生是结果论，中间过程不重要，仅为度劫而已。香菱的判词：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看似很惨，被拐又冯渊之死“平生遭际实堪伤”，不过结局是生了“孤木”薛家独苗香火，她最后归宿是返回故乡很好的，甄士隐来接引了。

综上所述，贾雨村对甄士隐的人情，是结草衔环的报答了。对甄士隐而言，贾雨村是奇货可居，他对贾雨村是政治投资，而且取得了巨大回报，但现在的读者大都看不懂。红楼书中以贾府视角故意贬低贾雨村，对贾雨村也假语存真事隐的春秋笔法，隐藏关键细节不易发现。在此之外，还有现代人对当年贾雨村的举人身份带来的社会地位，认识是贬低的、完全错误的。现在的知识阶层地位，虽然不是臭老九了，但与古代的科举士子的地位相比，还有极大的差距。科举士子社会地位的滑落，不光是在建国后，在废除科举的晚清，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代读者，最多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概念，对古代红楼一书创作当时社会运行的规则，是不能理解的。但读红楼，真正理解书中讲的故事逻辑，就要以当时的社会逻辑来理解，原著作者，不可能以现在的社会逻辑来创作作品。

古代科举考一个举人到底有多难？为何贾雨村是举人，就奇货可居？考举人与现在的选拔考试的难易应当怎么样的比较？很多戏曲动辄是状元和进士，现在说古代的文章，似乎进士是很容易得到的，考秀才就是穷酸，考举人被看作是没有啥，对古代科举考一个举人的难度，是缺乏认识的。关键的差别还有一个，就是考不上的是终身复读的，现在是大多数只考一次，复读也考不了几次，古代是考一辈子，人数积累下来，就比现在厉害多了。

下面讲一下古代科举乡试考举人大约的比例：

康熙二十九年规定，江南、浙江的乡试录取比例是60：1，乾隆九年又作出规定，大省定额80：1，中省定额60：1，小省定额50：1.要想在这样的录取比例中脱颖而出，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也难免出现考到七老八十，甚至祖孙三代同赴考场的情形了。而范进中举这样的癫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到了乾隆朝，比例进一步的降低，又如乾隆元年（1736年）工科给事中曹一士奏折对各省乡试录取比例的看法是：“会试之额，以二十人而中一名，则乡试之额，请视会试而倍其五焉，以一百人而中一名，则天下无遗才之患矣。”据该奏折称，顺天、贵州、广西、四川乡试，“不及百人而中一人”；“江南、湖北两处，计合一百五十卷始中一名”；江西“于一百二十余名内中一名”；“山西、陕西、福建、云南四省，现在皆系百名中一”；“河南、山东、广东，皆系百四五十名内中一名不等”。也就是说清中期以后，秀才多了，官员子弟荫出和捐的监生多了，举人录取的比例变得更低，科举录取比例的变化，在当年肯定是敏感的大事情，就如现在大家关注各地高考录取比例一样，而且正好的曹雪芹写书的时代。

在古代，对科举孜孜以求的人，可以科举到白头的，这里也举一下历史上著名的白头科举的人物：

在乾隆朝，出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乾隆四十四年的广东乡试，一位名叫谢启祚的考生，时年已经是九十八岁了，他还要再入秋闱。此时，他已有三妻二妾，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个五世同堂的人瑞不仅没有在家颐养天年，如此高龄仍披挂上阵，征战乡试，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乾隆曾作出规定，乡试考生如果年龄超过80就会依例赐予举人身份，而且有的还有可能做上官，但大多是没有实权的职务，如国子监、鸿胪寺等清闲衙门。

按理，像谢启祚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应该由广东巡抚呈报礼部，奏请乾隆帝恩赐举人，可是每次广东巡抚要推举谢启祚时，都被他给拒绝了，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科名定分也，老手未颓，安见此生不为耆儒一吐气？”还别说，这位谢老爷子还真在九十八岁这年高中举人，还扬眉吐气地做了一首老女出嫁诗：“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第二年，谢启祚又参加了会试，被特别授予国子监司业一职，一百零二岁晋升鸿胪寺卿，活到了将近一百二十岁的高龄。或许对于谢启祚来说，科举的过程就是最好的锻炼，而四书五经也是最为有效的补品。但是，向谢启祚这样人生从九十岁开始”的好运毕竟不多，更多的人只能是一年年落第，沉沦于茫茫的考场之中，一辈子都不能中举。道光二年，广东人陆云从以百岁高龄才考上秀才，而道光二十年，长沙人余会来以一百零四岁创下参加乡试的年龄记录，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能考上举人，带着遗憾走完了人生。

上面的比例和中举的高龄，可以想见古代要科举奋斗一个举人，是多么的不易。

看看古代各地考取举人大致的人数与现代选拔考试录取率的比较：

虽然古代的中举比例是百分之一，略低于现在985高校在各地的录取率，但古代的秀才之难，比现在的高中生要少多了。但比例是在秀才监生等有资格去考试的人当中选取，而科举考一个秀才，也要是一个县的前30名左右才可以，很多人考到老都难以考中一个秀才。

清初将推行科举之省分划分为大、中、小省三等。其中，直隶、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为大省，山东、河南、山西、广东、陕西、四川为中省，云南、广西、贵州为小省。这种大、中、小省的划分，只是应用于科举、教育方面。这在清人的论述中亦可看出。

明清时代，举人在各省的数量，大约是三年一次乡试录取几十名到一百多名，平均下来就是一个省一年录取20-40名左右的样子。因此古代举人的人数比例，远远低于现在的各省考清北的人数，略高于各省因为顶级竞赛进入国家集训队保送清北的人数。能够中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从上表，可以看到清代各省举人比例人数。

所以古代科举要获得一个举人的身份是极为不易的，因此在古代社会，一个举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现在贬低科举，普通读者对科举当中举人身份，应当在当年的社会地位，已经没有了概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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