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天堂——焉耆国

“七格星明屋”——西域古丝绸之路北道，有一个古老而神秘消失的古国焉耆国，在其境内向北大约行走30千米，有一处保存着众多古代遗址之地。当地的原住民维吾尔族称其为“七格星明屋”，意即“千间房子”。

此处的“七格星明屋”是由南、北两座寺院遗址和一个小型石窟群组成的。这两座南、北寺院遗址的规模都很大，纵观其全貌，不难想象其当时壮观恢宏的佛寺盛况，故用“千间房子”来形容并不为过。

这两座佛寺都是由大殿、僧房、佛塔等建筑组成，其墙面是采用了土坯间杂苇草等方法砌筑而成的。大约是唐朝到元朝时期的建筑遗址，但此种建筑方式至少可以上推到至南北朝时期。

在北大寺的南边，大约开凿了10所石窟，其中有的构造很特别，明显与别处不同。如，有些洞窟的地面当中设置了长方形的低坛，低坛后面设立了一个大背屏，直通窟顶，环绕着低坛。

这种洞窟是模仿寺院殿堂所设作法用的佛坛窟，除焉耆东边敦煌莫高窟晚唐于五代时期大型佛坛窟中有相似的形制，就只有焉耆国才有。

而且焉耆佛坛窟顶部还绘有缠枝花纹、云朵纹、菩萨、化生童子等，其都具有强烈的汉族艺术风格。

但是隐藏在“七格星明屋”背后的焉耆国，从其有史料记载，到神秘消失，如这古老遗址一样有迹可循，却也神秘莫测。

焉耆国，西域三十六古国之一，其辉煌时期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

史料记载：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当年东土大唐高僧玄奘去印度（天竺）取经，从高昌国向西行进，第一个抵达的就是焉耆国。

玄奘曾如此描述焉耆国：阿耆尼（即焉耆）幅员辽阔，东西600多里，南北400多里。其国都城叫员渠城，方圆6里以上，四面环山为屏障，道险难行，故易于防守。

据相关记载可知，焉耆国具体位于今新疆焉耆县境东，是一个建立在绿洲上的农耕生态的城郭，那里有潺潺涓流交织入带的溪流，可灌溉田地，且四季气候温和，舒适宜人。

焉耆的人们都很淳朴真挚，他们能歌善舞，有喝葡萄酒的习俗。此地资源丰富，盛产胭脂和良驹，且鱼盐蒲苇丰饶。

焉耆佛教文化发达，佛教在国内地位很高，信徒弟众多。国境内有十余座寺庙，他们研习的是小乘佛教，故信徒都恪守戒律，刻苦勤奋，洁身自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焉耆会有如此大量且独特的佛寺遗址——“七格星明屋”。

大周武后长寿元年（公元692），武则天就把焉耆确立为安西都护府辖下的四镇之一，彼时汉人在焉耆的活动也很频繁。

故焉耆七格星明屋石窟里的汉族风格，大概是那个时期由汉族僧侣传到此地的。

而且，在七格星明屋石窟里，还能看到龟兹风格的菱形方格纹。这说明，东来西往的佛教信徒，都曾在这个沙漠北道重镇留下不可磨灭的文化烙印。

遗憾是，现今中国人很难在焉耆古国遗址中找到珍贵的文物了。而造成这种遗憾的，却是拜英、德两国大盗斯坦因和勒科克等人“所赐”。

在20 世纪初，斯坦因和勒科克等人就到过焉耆国遗址，并对此处的佛教遗迹进行大肆调查挖掘。之后，他们将大量的精美佛教雕塑品运回各自的国家，现多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现如今，面对石窟遗址，我们也仅仅知道焉耆曾是个佛国，并且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可除却这些，真实的焉耆国又是怎样的呢？

西汉初时，焉耆国是匈奴的附属国。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汉朝设置了西域都护，在焉耆西南的乌垒城驻扎军队，监视和保护丝绸之路的北道沿线各国。

东汉初年，焉耆被莎车征服，沦为莎车国的附属国。东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焉耆又被匈奴征服。

直到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班超到达西域，降服龟兹，重设都护府，焉耆等国受匈奴挟持，不肯降服。

东汉永建二年（公元127），汉军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迫不得已遣子入汉为质，表示归顺。三国时期，焉耆逐渐强大起来，一跃成为丝绸之路北道的大国。

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焉耆被北魏军打败，北魏遂在此设镇管辖。经过此次大败，焉耆国势大衰，不久就被柔然、高车控制，之后又被嚈哒所灭。

后来，焉耆的龙姓王族重新执政，焉耆国才奇迹般地重新振兴。再之后，焉耆国又先后附属于西突厥、铁勒、隋唐。

唐朝时，焉耆国与唐朝加强了联系，武则天就在焉耆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焉耆就成为了唐安西都护府下属四镇之一。

但在唐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遂对西域的控制力大大下降，在此时，吐蕃乘虚而入控制了焉耆。

不久后，回鹘又打败了吐蕃，焉耆就又归属漠北回鹘汗国，焉耆国王与回鹘族官吏共同执政。

在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人大量进入焉耆而成为统治者，焉耆龙姓王朝统治遂告终结。直到后来蒙古兴起后，焉耆国仍旧是回鹘人的领地。

13世纪，回鹘人统治的畏兀儿王国灭亡，焉耆也随之结束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时代，不复以国的形式存在。

纵观焉耆国的存亡史，兴起—兴盛—灭国—再兴起—兴盛—式微—消极。

历史上一个国朝灭亡后再次兴起的少之又少，焉耆国却上演了如此震撼的戏剧性灭国复国史。焉耆国的演变历程值得深入研究，去挖掘其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高大雄伟之城中又埋藏着什么呢？

在焉耆旧地，有一座古城遗址，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称其为“博格达沁”，汉语意即“高大雄伟之城”。这座城就是汉代焉耆国都城——员渠城，也是唐代焉耆都护治所。

整座博格达沁古城呈长方形，周长约3千米，占地约7平方千米，现在的城墙均呈平直、坚实的姿态。

据史料记载，焉耆国土壤肥沃，农业发展，鱼盐蒲苇丰饶，盛产瓜果，而这些发展都需要水源，因此，博格达沁古城的护城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焉耆是新疆的一个回族自治县。它北靠天山，开都河从这里缓缓流过。

在博格达沁古城还叫员渠城的时候，焉耆人民就在护城河里取水。但是到了唐代，博格达沁古城里的居民发生了变化——唐代焉耆国的都城成了一座军城。

在城内处处有守夜士兵在城墙上巡逻，防御敌人袭击，博格达沁古城的护城河，从保障生活的源泉变成了防御屏障。

历史上，曾经有过古焉耆国是否迁都的争论。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焉耆国在开国之时，焉耆王修建了员渠城为国都，而《后汉书》的西域传却说焉耆王住在南河城，这么说南河城就变成了焉耆国都。

但在之后的《魏书》和《北史》中的《焉耆传》中，又说焉耆国的国都在员渠城。这么说，难道焉耆国迁都南河城后又迁回了员渠城？

后来，经过多方验证，人们判断南河城和员渠城其实指的就是一座城。“员渠”之名可能是焉耆语的异译，即将国名和都城的名字相统一，而“南河”这个名字可能是汉人以都城的地理位置取的，并非焉耆人固有的称呼。

至于这个推测的真实性，却被著名的集探险家与盗贼两大名号于一身的英国人斯坦因证实了。

19世纪末，斯坦因到焉耆考察后，发现汉代的南河城和焉耆国的员渠城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博格达沁古城，这座古城位置刚好在开都河南岸，与“南河城”故名相符。

博格达沁古城残存的遗址城墙，从地面算起大约有十几米高，长约20米，厚度5米左右。由此不难看出，当年刚建成的焉耆都城员渠城是何等雄伟壮观。

现如今，整个古城还残余三四处城墙，且每处城墙都有许多洞穴，据推测应为储藏所用，也可用作躲避箭矢。

在东南角和西南角有两处宽约10米的开阔缺口，据推算可能为当时的两处城门所在。

焉耆人善于经商谋利，据《魏书·焉耆传》记载：“······其珍奇异玩殊方诡谲不识之物······举国臣民负钱怀货。”这在古代西域大多数国家里是很少见的，反映了焉耆当时很注重商业发展，市场极其繁荣。

在博格达沁曾经出土过汉代五铢钱币，唐代的“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以及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

除此之外，此处还发现了一些金铜饰件、石珠、料珠等，以及挖掘出极多属于北朝和隋唐遗物的盘、杯、灯、罐、锅等陶器。

出土的汉代铜镜、包金铁剑、金带扣及装饰品等物品也数量可观，其中，金质带扣在我国现存中有两个，而博格达沁古城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个。

焉耆的其他几处遗址，还发现了许多圆形坑穴和墓葬，坑内储藏的都是粮食，而墓葬里却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头，这证明当时的焉耆人已有意识储藏食物和畜养家畜。

在博格达沁故城的周围防卫建筑有7处，当地人因其土色不同，分别以“黑疙瘩”“青疙搭”“白疙瘩”命名。在古城500米处左右，还有一座“卫星城”周长1400米左右。

1000多年过去了，员渠城变成了博格达沁古城，其北有天山护卫，西以霍拉山为屏障，南是库鲁克山为扼守咽喉的铁门关，东有博斯腾湖为依托，乃是攻可胜、退可守的重地。

由此无不看出，焉耆统治者从城池选址到建筑设计规划的良苦用心，以及建造者的精湛技艺和匠心独运。

游走回望于千年前与今朝的边缘，当初那辉煌一时的古焉耆国，已在风霜雨雪和盗墓者的侵袭下，变得满目疮痍。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殆尽，焉耆国也将无迹可循。

如今，焉耆遗留给我们的神奇传说尚有被民间传说为龙的后裔，有“龙驹”之称的焉耆马，以及在神话传说中被称为“西海”的博斯腾湖。

而且博斯特湖和焉耆马还碰撞出了另外一个传说，因博斯腾湖传说中被称为“西海”，焉耆马故被称为“海马”。

神奇传说，详见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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