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以前，或许我们从未亲身经历过持续时间如此长的疫情。2002年非典爆发，是很多当代人对疫情的第一次认知，然而非典来得快走得也快，2003年便被逐渐消灭。

新冠疫情爆发距今，已经有足足三年的时间。虽然我国疫情防控措施做得很好，但是每年时不时都会出现一些案例，甚至国外疫情还在不断演变。这种循环往复的情况既让人们适应了疫情之下如何保持正常生活的节奏，又在内心焦虑着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扯开口罩开心畅怀。

对现代社会的我们而言，疫情少见可怕而麻烦。然而在中国古代，疫情不仅可怕，还频繁。

据《中国古代疫情》年表统计：从公元前两百多年到上个世纪民国初年，两千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爆发的重大疫情总共有352次，平均下来每六七年便会爆发一次。而单清朝就有115次疫情爆发，平均不到三年便有一次。

这种类似“家常便饭”的疫情，让中国古代的人民饱受其苦，同时在几千年的抗疫史中总结了许多抗疫的经验。

古人在很早以前便对疫情的特点和爆发原因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这些认识我们能够在史料上寻到相关的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疠疾在不同季节都会爆发，并且有专门的医生来进行诊治。

《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黄帝内经》中指出，瘟疫的产生多是因为气候反常导致百姓染病，而这种病又会不断地进行传染扩散。

这些关于疫病的理论和记载，不仅证明了疫情早早存在，也说明古人对疫情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从而积累了相应的疫情管控和防治经验。

因为疫病有很大的传染性，因此关于传染源的隔离与管控便很重要。早在秦朝的时候，便有专门用来隔离病患的处所了，在那时被称之为“疠所”。染病的患者应该被立即上报，朝廷便会派医官前来进行诊治或带走隔离。

汉代的时候，也会专门寻找空出来的院子作为隔离场所，将患者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进行医治和防止疫病的传染。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到了后世，相关的疫情防控措施做得更加完善，专门的疫情隔离医治机构也出现了。如在宋朝出现的将理院、明朝的惠民药局等，都是官方为了防治疫情所办的隔离机构。

虽然古代医学技术并没有如今先进，但是吃药防治疫情也是他们的重要防疫手段。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不仅记载了疫病的相关内容，还囊括了许多如何防治疫情的药方。

除此之外，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如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等防治疫情的方剂。

到了唐代，除了内服方剂进行防治之外，外用的防治手段也多了起来，如沐浴熏香保持身体健康。

古代疫情爆发的缘由大多是气候大变如干旱、洪灾，或是战争。而这些因素导致灾后死尸横陈，病菌自然而然就扩散开来了。因为除了针对人的疫情防控和管理之外，古人对周遭环境也进行了处理，而这种主要手段便是熏香。通过熏香，不仅能够改变人们周遭环境的气味预防呼吸感染，还能有效地对空气进行消毒。晋代葛洪便提出用雄黄等进行熏香，李时珍甚至提出了蒸汽消毒法，这种方法直到清代都仍在被应用：

“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将病人所用的衣物通过蒸汽进行高温消毒，之后全家都不会有染上疫病的后顾之忧。

无论是熏香还是消毒，都涉及到了对病菌的消灭。虽然古人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发现病菌这一概念，但实际上早已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措施。

除此之外，在在治理病患的时候，无论是医者还是其他人也会用面巾遮住自己的口鼻预防感染。

当然，由于古代封建迷信严重，也有很多奇葩但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防疫措施。比如找高僧祈求佛珠或者找道士寻找符纸或符水。

这是因为在针对疫病无奈之下所产生的的一种恐惧，他们将疫情妖魔化，认为只要有符纸便能镇住妖魔，疫情自然也就不再有了。

在科学水平不甚发达的古代，虽然没有完全治疗疫病的药物，很多人在疫病面前只能表现出无能为力的状态，但是人们对于疫病的防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从隔离病患任其听天由命到研制出预防的药方，甚至针对周遭环境进行消毒净化等，都是一代又一代人在对抗疫情方面的智慧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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