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至8世纪，阿拉伯人即将入侵中亚河间地区的前夜，沿丝绸之路的绿洲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城邦国家，它们就像一串珍珠串起了丝绸之路，它们是塔什干、布哈拉、撒马尔罕等粟特人城邦国家。这些国家的西边是花刺子模，它是农业、制造业、商贸中心，是乌戈尔族—畏兀儿族和北部森林中的斯拉夫人将他们的特产运往中东的中转站。985年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西列举了从花刺子模进口的一系列商品：黑貂皮、松鼠、白貂皮、黄鼬、貂鼠、狐狸皮、水獭皮、各种颜色的兔子皮、山羊皮、蜂蜡、箭、帽子、鱼胶、鱼齿、蓖麻、琥珀、蜂蜜、榛子、隼、剑、盔甲、桦木、奴隶、牛。

粟特人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殖民地遍布从克里米亚到中国之间的欧亚草原上，在这个区域内，粟特人是经济上的主导者，比利时到日本之间广大地域内都有粟特人活动的踪迹，有些从事重要地区之间的贸易，有些则只是单纯货运。对粟特人来说，岗位不分贵贱。从考古发现和阿拉伯人记载中了解到，粟特一般在大夏建立家族公司的总部，然后在各主要城市和居民点派驻代表，在中原汉族政权国家，粟特人从政、参军，从事农业、牧马职业，粟特人社群领袖被称为“萨宝”，这是一个来自梵文的词，由此看出粟特人的国际化特色。

在该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封粟特书信，这是公元前4世纪在甘肃经商的粟特人用古粟特文书写的寄往粟特老家的家书，从这封家书可以一窥古粟特人的日常生活，除了一些平日里所关心的生活琐事，也包括一些大事。还有一封女儿写给母亲的信，信中诉说夫家不允许她回家，女儿因自己的不幸和贫穷而向母亲诉苦，信中提到有位“僧人”热心帮助她，打算赠给她一匹骆驼。不过她其实更需要母亲的回信。还有一封信是一名女子写给遗弃她的丈夫的，在信中她痛斥这位负心人，说自己宁愿嫁给一条狗或一只猪，也不会再跟他在一起了。

大夏国疆土包括索格底亚南部地区，这里此前则被贵霜和嚈哒人所统治，是拜火教和佛教中心，玄奘和尚的著作中提到过此地“有100座寺庙和3000名僧侣”，佛陀塑像由黄金和宝石装饰，这对信徒很有诱惑力，当然，对盗贼也是。传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建造了本地区最重要城市—巴尔克，但巴尔克的城市化程度不如粟特人城市。大夏国的要塞和村庄则比较类似于邻近的萨珊帝国，波斯大夏语用希腊文书写，还借用了大量闪米特语、希腊语、梵文、萨珊伊朗语、汉语、突厥语，反映了其文化的历史复杂性。

在今天的新疆地区曾经存在过一系列的绿洲城邦国家，这些国家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和北部的吐鲁番地区以及南部的和田。虽然夹在草原游牧国家和中原王朝之间的滋味并不那么令人舒坦，但自汉朝以来这些小小的城邦国家依然享有来之不易而又脆弱的自治。公元7世纪，唐朝与吐蕃在该地区展开竞争，唐朝在此设立了统辖安西四镇的安西都护府，统领龟兹（今库车）、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镇。和田控制南部，喀什控制北部，和田地区流传的民间传说表明这里的许多文化渊源自阿育王朝，这是一个公元前3世纪统治印度信奉佛教的王朝，不仅佛教的影响很大，本地区伊朗塞人之外数量最多的族群也来自印度，和田是白玉和绿玉以及丝绸的中心产地，根据当地壁画的内容可以知道，公元前2世纪，一位中国公主（也有说是库车公主）将蚕茧藏在精心修饰的头发中带入和田。玄奘和尚的著作中提到过和田的居民是信奉佛教的城市居民，热爱音乐和舞蹈，有些活动很有特色，例如他们建有一座庙宇，供奉的是帮助和田人抵御入侵的大老鼠。据说当年的和田面临着匈奴人进攻，情急之下国王在祈祷中甚至恳求大老鼠们的帮助，因为当时那些匈奴人就在城外的防鼠堤后安营扎寨。某晚一只巨大的老鼠现身于和田国王睡梦中，答应了国王的请求，老鼠们咬坏匈奴人的皮质铠甲、马具和弓弦，和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英国人曾经获得过一幅“鼠头女神”的画像，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库车、焉耆和高昌是当时该地区重要的城邦国家，居民直到公元8世纪仍说吐火罗语，经济主要由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构成，他们出口食品、葡萄酒、布匹、毛毡、玉石、化妆品，该地区深受中国和印度文化影响，在这个欧亚大草原的十字路口，语言和文字十分独特，考古发掘出的文件使用汉语、吐蕃语、吐火罗语、印度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以及各种闪米特语言，甚至还有一些至今未能解读的语言。

在中亚河间地带，直到公元650年突厥人都是统治者，不过有时他们的统治并不直接，在这些城邦国家中，只有花刺子模拥有国王，领导着一个中央政府，粟特人国家都是松散的联盟，没有单个的权力很大的统治者，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会用 “平等中的首席”来描述粟特王，虽然统治者不一定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一定是巨富。公元940年，历史学家那莎吉的著作《布哈拉的历史》问世，其中详细描述了王室接受朝拜以及各种典礼活动，从中可以充分感受到王室的富有。

粟特国家中除了最高统治者，臣民分三等：贵族、商人、平民。但在布哈拉城，贵族家庭与商人家庭在豪华程度上并无差别。布哈拉的喀什克斯家族是城里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家族，据那莎吉的记载，阿拉伯人征服布哈拉后，曾向城中富有人家索取财物，为了免遭阿拉伯人不断骚扰，喀什克斯家族决定搬出布哈拉城，他们在城外盖了七百间别墅，每栋别墅都有花园和马车棚，还有佣人宿舍。为保护自己，粟特统治者和大贵族都拥有私人卫队，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报酬丰厚，最勇敢的人得到表扬和厚待，皇家画师会将他们画在撒马尔罕皇宫的墙壁上。卫队成员多从平民中征召，这种模式在从古代到中世纪欧洲和中亚的武士社会中很常见。除王室和贵族以外，就是农民了，原本他们多为自由民，但实际上多隶属于农庄贵族，有些农民由于债务而被迫成为类似中世纪欧洲时期的农奴。

粟特人创造了多元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精致而丰富，在商业上尤其具有长远眼光，他们宽容和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且很时尚，这一点在彭吉肯特古城遗址壁画表现明显。这座城市是迪瓦什蒂奇王国的首都，城中许多家庭，富裕的或不富裕的，都以壁画等艺术手段装饰居室，这些装饰艺术多种风格混合，例如，有面墙上画的是一只下金蛋的鹅，熟悉伊索寓言的人对它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另一个房间的壁画内容是一支身着中国服饰的管弦乐队在奏乐，大多数壁画以中国或印度传说为创作主题，多与商业诈骗有关—粟特商人们很关心这些。

城市文化催生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大部分内容与宗教有关，有劝教性的故事，还有类似圣经故事的传说和典故，一则故事讲述一个商人发了大财，娶了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为此挥霍了许多钱财用于大办酒席，他的同乡都依附于他，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搞得天怒人怨妻离子散，今天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因为很多文学作品只有片段留存下来。文献中还有传奇故事、爱情故事、法典、政府规章，与政府规章的内容来自穆格山发现的迪瓦什蒂奇王国档案文件。粟特人识字率很高，识字的人也多，因为商人们要记录与商务、出行、商品有关的事务，而平民则要记录日常事务。

不同文化风格体现最明显的是宗教，与中世纪近东和欧洲不同，粟特人没有国教。粟特人文献中对摩尼教、基督教的记载表现出了粟特人兴趣之广泛。佛教在贵霜帝国和嚈哒人帝国内传播广泛，并与许多本地宗教共存。靠近中国的中亚国家如库车、高昌、和田信仰佛教已几个世纪了，这里的学者将梵文佛经翻译成中文、于阗塞文和吐火罗文，最著名的翻译家是鸠摩罗什，一位来自库车贵族家庭的吐火罗人。

玄奘和尚和后来的中国旅行家发现一些粟特国家佛教氛围并不算非常浓厚，在他的记载中，撒马尔罕上至国王下至平民多为拜火教徒，这座城市只有两座佛教寺庙，庙内也没有僧人。但那里的人很尊敬佛教，他们为寺庙提供祭品，佛教在粟特地区东部影响较大，在拜火教出现前当地以自然崇拜为主（水、火、土地、空气），粟特和大夏崇拜波斯神话中的英雄西西沃什，他主掌出生、死亡和重生。布哈拉人相信是他建造了城堡，在波斯新年第一天的早上要祭祀一只雄鸡，这一节日现在在伊朗和中亚国家仍流行。

一些粟特人姓名的词汇与寺庙，表明他们可能居住在寺庙四周，公元11世纪大夏的博物学家和作家阿尔比鲁尼用阿拉伯文撰写了许多历史和地理学、哲学、考古学、数学、历法、天文著作，他认为许多粟特和花刺子模的节日很明显与拜火教有关。中亚的拜火教广泛存在着献祭的仪式，这与波斯的拜火教很不同，波斯拜火教没有需要献祭的神，神像由木头和泥胚制成，之后用珍珠和珠宝装饰，中国人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例如《隋书》中就记录了瑟底痕的西曹国人用金子制造神像，表示“有德”，他们会供奉5峰骆驼，10匹马，100只绵羊，参与仪式的人常常达上千。仪式、供奉的神以及教派的起源常常来历不明，有些受印度教和佛教影响。这些神像的数量巨大，阿拉伯人征服撒马尔罕后烧毁神像时燃起的大火的火焰与城堡一般高。

根据中国人的记载，新年第一天，粟特人上至国王下至平民会身着新装，理发，剃须。在首都附近森林里举办7天比赛，内容是骑马射箭。无论是谁，只要夺冠就是当天的王，在费尔干纳，比赛的气氛并不总是那么平和友好，比赛双方有时会为了获胜而拼命，比赛结果预示接下来一年的运道。

除了佛教和本地宗教外，聂思脱里教也是一大流行宗教，这一宗教强调人性。聂思脱里教进入这一地区源于波斯国王卡瓦德在被阿拉伯人打败后匆忙逃亡中亚，他的随行人员中有许多该教教徒。公元635年聂思脱里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公元6世纪早期，撒马尔罕成为该教在中亚的中心，它成功改变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到公元7世纪，撒马尔罕发展成为大城市，除了穆斯林，聂思脱里教成了该地区最成功的宗教社团。

阿拉伯穆斯林对中亚的征服有多重动机：宗教狂热，对土地的渴望，掠夺财富，伊斯兰核心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的矛盾转移。公元651年萨珊帝国最后一位君王死于暗杀，穆斯林进入阿姆河以东地区，染指中亚河间地带。

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与可察汗国十分敌对，可察汗国是北高加索突厥人政权，阿拉伯军队攻入阿富汗并劫掠阿姆河一带，公元690年西突厥帝国复兴，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唐朝、吐蕃、突厥、阿拉伯人争夺对该地区控制权。

公元705年，伍麦叶王朝指挥官屈底波开始了对阿姆河到中国这一大片地带的征服，他巧妙地利用本地区粟特人和突厥人之间的竞争。梅尔夫的一些粟特商人甚至向阿拉伯人提供财政帮助，当然这是桩好买卖，他们获得了不错的回报。接着屈底波占领了巴哈啦、花刺子模和吐火罗斯坦（位于阿富汗）。公元712年，他准备对撒马尔罕下手了。

撒马尔罕被包围了，连同它的国王乌勒迦。阿拉伯人伏击了前来解围的粟特贵族和武士，他们将对方阵亡将士的首级割下，在耳朵上写上自己名字，系在腰带上带回军营。关于这场战斗的惨烈很快传开，所有抵抗瓦解。乌勒迦不得不投降。在公元712年签订的条约中，阿拉伯人承认-或者说给了他一个归宿-他是粟特之王。阿拉伯人不在乎谁是国王，他们更在乎扶持一个他们能控制的统治者。公元713年，阿拉伯人打败了东面的突厥人军队，以稳定他们在粟特和花刺子模的统治。

阿拉伯穆斯林的征服因自己的内部斗争而受阻，公元715年，屈底波发动叛乱而被杀，阿拉伯人立即丧失了中亚河间地带的霸权。公元716年默啜可汗去世，西突厥试图摆脱东部亲戚的控制而独立，形势复杂了，粟特人感觉来了机会，公元719年发动了反对阿拉伯人的叛乱。迪瓦什蒂奇对叛乱表达了支持。

正当阿拉伯统治者犹豫不决时，西突厥趁机重新崛起，在突骑施部落首领苏鲁的领导下，突骑施与吐蕃结成联盟，他也根据形势需要，不时与阿拉伯人或反阿拉伯的粟特人结盟。他也经常袭扰新疆，这让唐王朝十分烦恼，唐朝一直鼓励突厥的分裂，鼓动苏鲁反对突厥可汗。吐蕃、突骑施和阿拉伯叛乱一起威胁了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在阿姆河以东的统治，冲突的危害很大，会失去对中亚河间地带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公元736年到公元737年之间，唐朝击败突骑施和吐蕃。公元737年阿拉伯人也等到了报复苏鲁的机会。根据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的记载，有一天，苏鲁在下十五子棋时与对手发生争吵，当晚在睡梦中被对手刺杀。第二天，突厥人将苏鲁暴尸。他的死终结了对阿拉伯人统治地位的挑战。而他的那个对手也因与唐王朝发生冲突而死于公元744年。此时畏兀儿人成为东突厥土地上的新主人。

阿拉伯穆斯林与唐王朝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两大帝国都想控制中亚，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公元751，唐朝军队和结盟的葛逻禄军队与穆斯林军队对阵于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附近，然而葛逻禄人阵前倒戈，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大胜。中国战俘中有人会造纸，他们被带到撒马尔罕，从此造纸术传入了地中海地区。近来的研究表明中国从公元3世纪就开始出口纸张，商人们和佛教徒们将纸张运送到新疆和粟特，中亚地区是穆斯林中东世界造纸的源泉。

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之间，中国发生内乱，势力退出中亚，阿拉伯穆斯林在这一地区获得胜利，这为伊斯兰教主宰中亚河间地带铺平了道路。当伊斯兰教势力在粟特城邦国家越来越强大时，一些粟特人向东迁移，进入中亚与中国接壤地带。

在中东，阿拉伯进行了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殖民化。大量的阿拉伯人在征服地区定居，包括中亚河间地带与波斯接壤地带。在中东闪米特地区，阿拉伯语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阿拉米语，这是一种当地基督徒和犹太人说的语言。伊斯兰教最初是征服者的精英阶层信奉的宗教，但慢慢发生了变化。到公元9世纪，穆斯林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为多数民族。在叙利亚和埃及这一过程持续时间更长。在最早征服的伊朗，穆斯林占多数大约发生在公元9世纪中期到晚期，但波斯人仍然保留了波斯语和独特的波斯文化。

在中亚地区接下来几个世纪里，数量众多的操伊朗语的城市居民改为信奉伊斯兰教。变化首先发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杂居的城市。新信仰与老宗教的融合是缓慢的，征服是变化的直接动力，但变化也是自愿的，动机和原因多种多样：精神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深具商业思维的粟特和花刺子模商人看到成为伊斯兰世界一部分的好处。公元9世纪，波斯人和中亚地区的操伊朗语的民族在新兴的阿巴斯哈里发表现优异，他们在非阿拉伯穆斯林当中地位也不断提高，这些都为宗教信仰的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虽然公元10世纪哈里发的控制有所削弱，但穆斯林已经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并开始向城郊扩散。到公元11世纪和公元12世纪，穆斯林化已基本完成，那些原来拥有的上流人士、迪赫坎阶层已衰落，新的穆斯林精英取代了他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系列的城市繁起来，沿着商队路线建起了要塞和旅店，这更刺激了长途贸易。在伊朗东部波斯人逐渐取代了粟特人和花刺子模人，直到11世纪，有些城市粟特人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阿拉伯人征服了花刺子模后，掩埋了许多书籍，还杀了许多学者。不过仍旧有许多传统得以保留，比如花刺子模语一直使用到14世纪。

中亚是现代波斯最早得以发展的地区，并且用阿拉伯文取代了阿拉米字母，当然借用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汇。但波斯语不是唯一同化粟特语民族的语言，突厥语是中亚统治阶层使用的主要语言，使用它的人也越来越多。到11世纪晚期，该地区许多地方使用双语，突厥语和粟特语。在其他地区，突厥语统治城市，本土伊朗语则在城市周围的农村得到广泛使用。

公元8世纪到9世纪早期的新疆，唐朝与吐蕃在此地的关系紧张，不过阿拉伯穆斯林的军队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在9世纪晚期到10世纪时刚刚在此立足，但漫长的主体民族和语言的转化开始发生。公元1028年到1036年间，藏缅语系的西夏人从中国西北来到这里，赶走了甘肃的畏兀儿人。新疆的畏兀儿小国仍能维持独立。甘肃的维吾尔人（也被称为“黄维”），只占突厥人中很小一部分，他们仍保留佛教信仰，从而作为一个单独民族群体保留下来。新疆畏兀儿人虽然仍旧保有他们的政治独立，但畏兀儿突厥语逐渐开始取代当地语言，直到蒙古人征服此地后这一过程才结束。畏兀儿人已经定居于此并与当地人通婚，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的中间商。

参考网站：

https://www.asiasocietymuseum.com

https://www.metmuseum.org/

参考书籍：

Findley, Carter V.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eckwith, Christopher I.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Di Cosmo, Nicola,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